真宗皇帝
庄献垂帘 杨太后附
景德元年正月乙未,以后宫刘氏为美人,杨氏为才人。刘氏华阳人,杨氏郫人也。上初为襄王,一日,谓左右曰:『蜀妇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张旻时给事王宫,言于王,得召入,遂有宠。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不悦,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旻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银五百两与旻,使别筑馆而居之。其后请于秦国夫人,得复召入,于是与杨氏俱幸。美因改姓刘,为美人兄云。
司马光载庄献事自有两说,其间于襄王宫指使,若与《神宗实录·刘永年传》首所书合,今从之。
四年四月辛巳,皇后郭氏崩。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以美人刘氏为修仪,才人杨氏为婕妤。
五年五月戊寅,以修仪刘氏为德妃,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
九月,参知政事、刑部侍郎赵安仁罢为兵部尚书。先是,上议立皇后,安仁谓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上虽不乐,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与王钦若从论方今大臣谁为长者。钦若欲排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上曰:『何以言之?』钦若曰:『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报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刘氏为皇后。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帝每巡幸,必以从。衣不纤靡,与诸宫人无少异。庄穆既崩,中宫虚位,上即欲立之,后固辞良久,乃降诏,而宰臣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他议,复固辞,于是中书门下请早正母仪,后卒得立。凡处置宫闱事,多引援故实,无不适当者。帝朝退,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周谨恭密,益为帝所倚信焉。
此固《实录》旧文。盖垂帘时奏篇,其势不免如此,要皆删修。
六年正月庚申,置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并从一品,在昭仪上。又置司宫令,正四品,在尚宫上,著于令。以婕妤杨氏为婉仪。初议册皇后,上欲得杨亿草制。丁谓谕旨,亿难之,因请三代。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乃命他学士草制。
江休复《杂志》云改命陈从易。按:从易此时为馆职,不应草制。黄庭坚《思贤》诗云改命陈彭年。彭年当此时亦未入翰林,或特旨令撰,如张齐贤封除目与吕夷简、曾致尧例,则不可知。然江、黄所记姓名必有一误,今但云『改命他学士草制』,更须详考之,尽得当时人文集检讨,亦可推求其姓名。
六月己巳,中书门下请依宗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编入属籍。诏从之。
七年,皇后以后宫李氏所生子为己子,使婉仪保视之。皇子于是生五年矣,故仁宗尝呼后为『大娘娘』,婉仪『小娘娘』。
六月壬申,封婉仪杨氏为淑妃。始皇后为修仪,妃为婉仪,位几与后埒。上封泰山、祀后土、祠太清宫,凡巡幸皆从,荣宠莫比。妃通敏有智思,周旋奉顺,无所少忤,后亲爱之,故妃虽贵幸,终不以为己间。及受册,上不欲令藩臣贡贺,不降制外庭,止命学士草制付中书。翌日,宰相言:『宫掖加恩,朝廷庆事,臣下不可阙礼。望令各省依例受贺。』上勉从之。
天禧二年六月。初,皇后父通尝掌禁旅,从潘美征广南,又累战北面[1],积劳至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太平兴国中护跸太原,卒于师。权殡京城西,累赠永兴节度使兼中书令,母庞氏赠徐国太夫人。是月,始葬通及庞氏,赠通太师、尚书令,谥武懿,命昇王府谘议参军张士逊具卤簿、鼓吹护葬祥符之邓公原,皇后亲临遣奠[2],上御制祭文,置灵之右。
三年五月己未,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夏守恩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依前泰州防御使;洛苑使、勤州刺史[3]、同管勾皇城司刘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昭州防御使。上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故与美并命。守恩寻迁殿前都虞候,美迁马军都虞候,守恩仍权殿前步军司,美权领马军司事。
守恩、美等迁在七月壬申,权领三司在八月丁酉,今并书之。美本传云:『先是,美与周怀政联事,怀政奸恣,人多畏惮,美未尝附怀政。左右有过,必痛绳之,亲从卒侦逻者,多不时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焉。上屡欲授美兵柄,以皇后恳让,故中辍者数四,于是卒用之。』此传盖当时修史官以媚太后耳,今不取。
四年六月,宰臣寇准请治皇后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事(见《丁谓事迹》),翰林学士钱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妻,监察御史章频当受诏鞠邛州牙校讼盐井事,刘美依倚后家,受托使人市其狱。频请捕系,上以后故不问,出频知宣州。
十一月己巳,宰臣李迪以户部侍郎,出知郓州,放朝辞,即时赴任(事见《丁谓事实》)。先是,上久不豫,语言或错乱。尝盛怒,语辅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刘氏独留朕于宫中。』众皆不敢应。迪进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无是事也。』后适在屏间闻之,由是恶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谓等媒孽,亦中宫意耳。
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辅臣,谕以尽心辅太子,手书一幅付之,其略曰:『内廷有皇后辅佐宣行,庶无忧也。』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上崩于延庆殿,仁宗即皇帝位。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取皇太后处分。百官见上于延庆殿之东楹。初,辅臣共听遗命于皇太后,退即殿庐草制,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丁谓欲去『权』字,王旦曰:『政出房闼,斯已国家否运。称权尚足示后。且言犹在耳,何可改也?』谓乃止。曾又言:『尊礼淑妃太遽,须他日议之,不必载遗制中。』谓拂然曰:『参政顾欲擅改制书耶?』曾复与辨,而同列无助曾者,曾亦止。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赖以为重。
二事据王曾《言行录》,曾本传无之。丁谓传乃云谓欲去『权』字,坐此忤太后意。谓憸人,必不能。或谓窜逐后羞悔前作,猥语窃曾以为已力,欲欺世盗名,而史官误信之,今不取。《言行录》又云尊淑妃为皇太妃,亦谓所增,遗制本无之,则恐不然。若遗制果无,曾岂容不力辨?盖曾未欲遽行,将执奏而谓止沮曾耳。曾自言此事宜不缪,但记录者偶失之,固当取其可信者。江休复《杂志》亦云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入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听处分。』议毕,王文公作参政秉笔,至『淑妃为皇太妃』,卓笔曰:『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制可改耶?』众亦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之直。按:《杂志》与《言行录》略同。然丁谓但欲谄事明肃耳,于淑妃何取焉?若明肃果无此语,谓安敢强增加以拂明肃意?且谓当此时方宠幸,未见恶也,雷允恭欺诈,乃觉。恐江氏亦传闻未审,今不取。
乙未,群臣诣东上閤门上表,请听政。又诣东内门请皇太后延对辅臣,皆批答不允。表三上,乃从之。先是,群臣请皇太后御殿,太后遣内侍张景宗、雷允恭谕曰:『皇帝视事,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详定仪注。王曾援东汉故事,请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帘听政。既得旨,而丁谓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者,祸端兆矣!』谓不听。癸亥,太后忽降手书,处分尽如谓所议。盖谓不欲令同列参与机密,故潜结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学士草词,允恭先特示谓,阅讫乃进。
欧阳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谓、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殊建言:君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无得见。』议遂定。附传、正传俱无此,今亦不敢【杰按:敢,"取"之误】。
三月庚寅,初御崇德殿听朝。皇太后设幄次于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丁谓等奏曰:『属者太后受遗总政,群情协宁,实天命所定。』太后遣内侍答曰:『先帝升遐,内外晏然,皆卿等夙夜尽忠。』丁谓等各两拜。
四月壬寅。光禄寺丞尉氏马季良家本茶商,刘美女婿也,于是召试馆职。太后遣内侍赐食,促令早了,主试者分为作之。
此据江休复《杂志》。主试者,学士晏殊也。
戊午,加赠皇太后三代:父太师、尚书令通为彭城郡王,母徐国太夫人庞氏为越国太夫人,兄昭德节度使兼太尉美为侍中。雷允恭擅易皇堂,太后怒甚,允恭伏诛(见《雷允恭擅易皇堂》)。初,丁谓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太后尝以上卧起晚,令内侍传旨中书,欲独受群臣朝。谓适在告,冯拯等不敢决,请谓出谋之。及谓出,力陈其不可,且诘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太后滋不说。允恭既下狱,王曾因是并逐谓。
六月癸亥,责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详见《丁谓事迹》)。
七月丁未,冯拯加司徒,曹利用武宁节度使,王曾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吕夷简为给事中,鲁宗道为右谏议大夫,并参知政事。已卯,辅臣三上表[4],请皇太后遵遗制,每五日一临便殿,依先定仪注,许令中书、枢密院奏事,与皇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许。复上皇帝表,乃从之。甲午,辅臣请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军马机宜及臣下陈乞恩泽,并呈禀取旨,若常事,即依旧进入,候印画付外;或事从别旨有未可行者,即于殿前纳下,再俟处分。从之。
八月乙巳,上与皇太后御承明殿,垂帘决事,始用王曾议也。宰相率百官拜表称贺,太后哀恸久之,令内侍宣谕曰:『候上春秋长,即当还政。』冯拯等言:『太后临朝,盖先帝顾命之托也。』拯继丁谓为首相,颇欲蹑谓故迹,王曾独晓以祸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决于两宫。初,谓定太后称『予』,谓败,中书与礼仪院参议,每下制令称『予』,而便殿处分事称『吾』,太后诏止称『吾』。
十月己酉,葬真宗于永定陵。礼仪院请避皇太后父祖讳,诏惟避父彭城王讳,仍改通进司为承进司。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以银罩覆神主。参知政事吕夷简言:『此未足以报先帝也。今天下之政在两宫,惟太后远奸邪,奖忠直,辅导皇帝,成就圣德,则所以报先帝者,宜莫若此。』甲子,上与皇太后始复御承明殿。
十一月乙亥,皇太后生日为长宁节。中书言:『前一日百官就大相国寺建道场,罢日赐会于锡庆院。禁刑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妇进香合,至日诣内庭上寿。三京度僧道比乾元节三分之一,而奏罢紫衣师号。』诏进奉上寿候真宗丧制毕,余从之。初,辅臣及礼官请如乾元节例,而太后多所裁损,故中书更为此奏。礼仪院奏:『制太后所乘舆名之曰大安辇,具太后出入鸣鞭,仪卫凡御龙直总五十四人,骨朵直总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各五十四人,殿前指挥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卫皇城司二百人,宽衣天武二百人,仪卫供御辇官六十二人,宽衣天武百人。其侍卫诸司应奉,悉如乘舆。』
天圣元年正月丙寅,赠侍中刘美妻吴兴郡夫人钱氏封越国夫人。钱氏,惟演妹也。及卒,辍视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丁度尝献《王凤论》于皇太后,以戒外戚。
五月甲戌,诏承明殿垂帘日,许三司、开封府、御史台与属官一员同奏事。
六月己巳,右侍禁、閤门祗侯、嘉州犍为县驻泊防遏边界公事王蒙正请遇长宁、乾元节就峨眉山设斋及备土贡,令子弟入献。仍请给馆券。从之。蒙正与太后有连,其女,刘从德妻也。
二年五月。先是,诏议上皇太后礼服。太常礼院言:『《开宝礼》:皇太后当衣袆衣,以青衣革带、青袜舄、白王双珮、黑组双大绶、素纱中单、蔽膝大带,首饰花十二株,受册、亲蚕、朝会诸大会则服之。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绯罗为之,宴见宾客则服之。今议每朝谒神御往还,乘辇服朱衣,而蔽膝、革带、大带、宝装、绶、珮、袜、金饰、履悉如衣之色。常视事去蔽膝、带、珮、袜,或衣鞠衣,则以黄罗为之。亦用宝装绶、大带、履。』命内侍周文质如所议以制,至是上之。
七月。初,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两,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转运使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上谓宰臣曰:『此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为例。』既而寺观稍益田矣。皇太后微时,尝过玉泉,有老僧言:『后当极贵。』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是赐。
邵伯温《闻见录》云:『章献明肃太后,成都华阳人。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曷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金百两。至京师,真宗判南衙,因张耆纳后宫中。及即位,为才人,进宸妃,至正位中宫,声动天下。仁宗即位,以皇太后垂帘听政,玉泉长老已居长芦矣。后屡召不至。遣使召问所须,则曰:「道人无所须也。玉泉寺无僧堂,长芦无三门,后其念之。」后以本阁服用物下两寺为钱,以建长芦寺临江门,起水中。既成,辄为蛟所坏。后必欲起之,用生铁数万叠其下,门乃成。蛟畏铁也。今玉泉僧堂,梁记云:后所建。』
甲辰,群臣表上皇太后尊号曰应元崇德仁寿慈圣,皆不允。表三上,乃从之。丁未,刑部郎中、判户部勾院李若谷为契丹妻生辰使,内殿承制、閤门祗侯范守庆副之。若谷等辞日,不俟垂帘请对,遽诣长春殿奏事。太后不悦,寻命章得象、冯克忠代焉。
九月,两制定皇太后于崇政殿受尊号。册上,以其礼未称,甲午,诏改就文德发回于天安殿。然太后意欲就天安殿受册,王曾言不可,乃止。丁未,上谕辅臣曰:『昨燕宫中,朕数四勉皇太后,方听乐。』王钦若寻以上语问太后,太后曰:『自先帝弃天下,吾终身不欲听乐。皇帝再三为请,其可重违乎?』
三年正月辛卯,长宁节,请如乾元节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诏止度三百人。壬子,加赠皇太后兄赠侍中刘美中书令,追封嫂越国夫人钱氏为郓国太夫人。
四月,以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刘煜知河南府。煜先世代郡人,后魏迁都,因家河南。唐未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
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隽以下,仕者相继。环隽生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国公政会,由政会至煜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牒具存。煜尝权发遣开封府事,独召见,太后问曰:『知卿族欲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煜曰:『不敢!』他日数问之,煜无以封,因以风眩仆而出,乃免。
四年十二月丁亥,上谓辅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皇太后寿,然后御天安殿受朝贺。其令太常礼院草具其仪。』皇太后曰:『岂可以吾故而后元会之礼哉?』王曾等曰:『陛下以孝奉母仪,太后以谦全国体。请如太后命。』因再拜称贺。上固欲先上太后寿,既退,出墨诏付中书。
五年正月壬寅朔,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黎明,百官并常服,并契丹使班庭下。内侍请皇太后出殿后幄,鸣鞭升坐,又诣殿后皇帝幄,请服靴袍,于帘内皇太后前再拜称贺。皇太后曰:『履端之福,与皇帝同之。』遂奉觞跪进曰:『谨上千万岁寿。』又再拜。皇太后曰:『恭举皇帝之觞。』教坊乐止,皇帝还幄宣事,舍人引百官横行再拜,太尉自西阶升,贺,俯伏兴,降,还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承旨曰:『履端之吉,与公等共之。』太尉又自东阶升,奉觞跪进于帘外,内谒者捧以进。太尉北向拜进,曰:『谨上千万岁寿。』太尉降,还位。典仪曰:『再拜!』在位再拜。宣徽使承旨曰:『谨举公等之觞。』典仪曰:『再拜!』分班序立。宣事舍人引太尉以下升殿,帘外及东西厢坐。酒三行,侍中奉礼毕,皇帝乃服袞冕,御天安殿受朝贺。
七月己未,上以灾异数见,诏群臣毋得因郊祀请加尊号。时太后欲独加尊号,遣内侍谕辅臣。辅臣力言不可,太后从之,乃别下书于中外。
六年三月戊申,太后幸赠侍中刘美第,左司谏刘随奏疏劝止,太后纳其言,自后不复再驾。
此据宋祁所作随墓铭。传云:『太后不宜数幸外家。』恐误也,今改之。
六月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馆马季良为龙图阁待制。先是,太后欲擢季良侍从,王曾难之。会曾移疾,太后谕中书令亟行除命。执政承顺,且遽迫,季良止以三丞充待制。盖三丞未有预内阁清职者,朝论哗然,益重曾之守正云。
七月乙巳,以户部判官、左司谏刘随知济州。随在谏职,前后所论甚众。帝既益习天下事,而太后犹未归政。随请军国常务专禀帝旨,太后不悦。会随请外,因命出守。
七年正月癸卯,枢密使曹利用罢。利用为太后所严惮也(见《利用罢枢密》)。
二月庚申,礼部侍郎、参知政事鲁宗道卒。太后临朝,宗道屡有献替。太后问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太后默然。时有上言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以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独曰不可。退谓同列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帝、太后将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辇前帝行,宗道曰:『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太后辇后乘舆行。
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阁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晏殊初荐仲淹为馆阁,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缪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书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谢焉。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
欧阳修作仲淹神道碑云:『太后将以至日大会前殿,上率百官为寿,仲淹言之,其事遂已。』按:仲淹奏入不报,上寿会庆殿未尝已也。岂修谓止在便殿、不在前殿为听仲淹之言乎?然供张使殿,实自王曾执奏,非由仲淹矣。修盖误,今不取。富弼作仲淹墓碑亦云:『疏奏,遂罢上寿仪。然后颇不怿,寻出为河中府通判。』弼亦误。今但取其出倅河中府附见于此。僧文莹以为仲淹时任右司谏,太后先遣中使谕令勿言。此妄也,今不取。
八年四月甲午,徙工部郎中、京西转运使王彬为河北转运使。部吏马崇政[5],太后姻家,猾横不法。彬发其赃罪下吏,忤太后意,复徙京东。
六月,赐和州刺史刘从德敕书奖谕。从德知卫州,辟屯田员外郎戴融为同判,而融楚人,善谄佞,因率州人千数,妄言治有异状,乞刻碑记之。朝廷虽不许,以太后故,犹降褒诏。从德,美之子也。县吏李熙辅者善事从德,乃荐于朝。太后喜曰:『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也!』即日擢熙辅京官。从事河南郑骧因缘从德,亦擢美官。时监司以太后故多假借从德,独转运使王立按举无所容。
十二月己未,诏长宁节百官上寿于崇政殿。初,上谓辅臣曰:『昨郊礼毕,朕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贺皇太后于会庆殿。明年长宁节,宜定百官上寿仪下太常礼院议。』而太后不欲御会庆。乙未,诏上寿于崇政殿,既而复就会庆。
九年正月丙辰,长宁节,百官初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
六月,翰林学士宋绶、西上閤门使曹琮、夏元亨上《新编皇太后仪制》五卷,诏名曰《内东门仪制》。
十月己卯,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为龙图阁学士、知应天府。时太后犹称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帘决事,而上未始独对群臣也。绶言:『唐先天中,睿宗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处分军国重务,除三品以上官决重刑。明皇日听政,除三品以下官决徒刑。今宜约先天制度,令群臣对前殿取旨。』书上,忤太后意,故命出守。
十一月,曹修古等责降(见《外戚恣横》)。
明道元年二月,宸妃李氏薨,凿垣出丧(详见《追尊庄献太后》)。
十二月,议太后谒庙仪注(见《籍田》)。丙午,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谒庙(见《籍田》)。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募天下善医驰传赴京师,僧道、童行系帐,京畿三年,西京、南京五年,诸道七年,并与剃度披带。乾兴以来贬死者复其官。甲午,皇太后崩。遗诰尊太妃为皇太后,皇帝听政如祖宗旧制,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赐诸军缗钱。乙未,帝御皇仪殿之东楹,号恸见辅臣,且言:『太后疾不能言,而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敛。即命吕夷简为山陵使。既宣遗诰,閤门趣百官贺太后于内东门。御史中丞蔡齐正色谓台吏:『毋追班。』入白执政曰:『上春秋长,习天下情伪。今始亲政,岂宜使女后相继称制乎?』执政无以夺。
四月丙申朔,下诏求助,删去遗诰『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之语。
《会要》云:初,遗诰有云『皇太妃与吾同事先朝,备彰懿范。自今朝之临御,亦共赞于内谋。爰属慈辰,允当崇奉。宜尊为皇太后。往者皇帝践祚,方在冲年。吾禀先帝遗言,使权助军国大事。今皇帝君临一纪,盛德日新,此后听断,一依祖宗旧规。如有军国大事,皇帝与皇太后內中裁量』之语。往往窃议,浸淫上闻,乃令中书门下掇出遗诰中皇太后事,不须并告天下。于是群臣庆帝之明睿独断,出前古远甚。有司因得用咸平旧章以正其礼矣。或云:遗诰以杨太妃为太后,上以问吕夷简,对曰:『典古无此。』上曰:『奈太后已许之矣。』夷简多智,善迎合,即问上曰:『太妃乐乎?』上曰:『乐之。』夷简即赞曰:『陛下自此,宫中甚孤立之为便。』夷简退,以此意明语同列。时谏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说,竞不敢争。夷简多不正以结上,皆有说以胜人。今皆不取,但以齐传为正。《龙川别志》称吕夷简谓蔡齐不知遗诰意,今移见尚、杨二美人争宠时。
丁酉,群臣上表请听政,不允。五上,乃从之。庚子,见辅臣于皇仪殿之东楹,追尊庄懿皇后(见本事)。庚申,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为左司谏。仲淹初闻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时已删去『参决』等语,然太后之号讫不改,止罢其册命而已。
富弼墓志云:『上悟,止存后号而已。』恐当日删去『参决』等语,未必缘仲淹奏疏,今且附见。『罢其册命』,此据欧阳修神道碑。
壬戌,始御崇政殿,改命张士逊为山陵及园陵使。癸亥,上大行皇太后谥曰庄献明肃。
五月辛未,屯田员外郎庞籍为殿中侍御史。籍奏请下閤门取垂帘制尽焚之。癸酉,诏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识大体,务诋讦一时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帘日诏命中外,毋辄以言。』始太后称制,虽政出宮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有改作,赐与有节。晚稍进外家,任内臣。然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帝所以奉太后亦甚备。太后常命工为帝结珠鞍,帝心不欲之,然不敢毁,以置真宗神御殿,其恐伤太后意如此。及太后崩,言者多追垂帘时事,左司谏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过,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诏。
八月壬寅,名庄献明肃太后新庙曰『奉慈』,从翰林学士冯元等议也。
十月丁酉,葬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于永定陵。己酉,祔葬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于永定陵。己酉,祔神主于奉慈庙。
校勘记
[1]战北面 原本脱『北面』二字,据《长编》卷九十二补。北面,谓北汉刘继元也。
[2]遣奠 原本『遣』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九十二补。
[3]勤州 原本『勤』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九十二补。
[4]三上表 原本脱『三』字,据《长编》卷九十九补。
[5]部吏 原本作『部使』,据《长编》卷一○九改。
《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的简称。东晋释 慧远撰。为中国早期佛教阐述因果报应论的文章。强调 因果报应是“自然感应”、“必然之数”,是人生的必然规 律,“虽欲逃之,其可得乎?”认为灵魂(神)是因果报应 的主体承受者,由地、水、火、风“四大”结成的形体可不 断生灭,而受报的主体则是不灭的。指出因果报应由人 们的无明和贪爱所引起,是自作自受,无外来的主宰: “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 来,岂有幽司?”认为超脱因果报应支配的关键在于反 心,反心就是“冥神”,即停止精神活动,求得精神解脱。 此文载《弘明集》卷五。
《沙门不敬王者论》全一卷。略称不敬王者论。东晋慧远(334~416)撰。论述沙门不须礼敬王侯之理由。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五。东晋时,鉴于太尉桓玄之压迫佛教,佛教教团乃发表宣言,认为佛教教团应处于国家权力之外,然同时代之车骑将军庾冰则主张佛教沙门应对王者礼敬。安帝之际,桓玄支持庾冰之论,谓佛教教团应从属于国家权力之下。本书作者则本佛教徒之立场,主张沙门不必礼拜帝王。在印度佛教之理念中,在法(真理)之前,不论帝王或沙门一律平等;法即是不变之真理。此一观念于佛教传入我国后,因佛教势力之逐渐强大,而形成国家权力与佛教理想之冲突。作者于本书序论中叙述其撰述理由,其次再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之本质,强调出家者之生活必然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而须否定世俗之生活。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于本书中,显示佛道之追求者坚守宗教真理,对于世俗之权威丝毫不让步,然此一思想随时代之变迁而逐渐步上妥协迎合之道。唐朝彦悰根据本书而将历代之不拜论集录成‘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共六卷
《九转灵砂大丹》九转灵砂大丹,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言炼制九转灵砂大丹之法。先作准备:将水银、硫黄炒研成青金头末,造炉铸鼎,升砂煮砂,用花银作银珠子。准备完毕开始炼九转丹。第一转先以银珠与煮过灵砂配合成药头,人炉固济,升火伏炼而得初真丹。然后以前转所炼丹药为料,再加砂添汞烧炼。依次得到第二转正阳丹、三转绝真丹、四转灵妙丹、五转水仙丹、六转通玄丹、七转宝神丹、八转神宝丹、九转登真丹。书中详载各转所需药物及入药烧炼方法。据称从第五转起,所得丹药可点汞成金。至九转丹成,服之可以升仙。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金朝道士默然子刘通微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以五言颂诗注解《清静经》。注文融合道禅,以澄心遣欲,清静常寂为宗旨。劝人去贪嗔痴,修戒定慧,则六欲不生。法界宽广。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凡三十卷。唐代菩提流志译。又作不空罥索经。说不空罥索观世音菩萨之秘密修行法门。分七十八品。今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不空罥索咒经(隋代阇那崛多译)、不空罥索神咒心经(唐代玄奘译)、不空罥索咒心经(菩提流志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宋代施护译)等,皆出自本经卷一母陀罗尼真言序品。不空罥索陀罗尼仪轨经二卷(唐代阿目佉译)则出自本经之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秘密心真品、秘密成就真言品等。又本经经文与大日经相类处颇多,由此推知,大日经之编纂与本经亦有关联。
《静庵文集》近代王国维诗文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辑其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所著哲学、教育等论文十二篇及光绪二十四至三十一年诗五十首而成。内容较多介绍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据批判程朱理学,认为理只有理性和理由二义,皆主观上之物。《红楼梦评论》为以哲学观点评论文学作品的开端,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区别,持超功利主义艺术观。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求得暂时的解脱。此论集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点。清末曾列为禁书。光绪三十一年出版于上海。收入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太上洞神五星赞》太上洞神五星赞,原题张平子(东汉张衡)撰,疑为南北朝或隋唐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为天文星占之书,观察木、火、水、金、土五星在二十八宿中运行情况,以占验灾祥吉凶。又叙述禳解灾祸之法,有施舍、修德、设醮,转诵金简玉经等方法,谓行之可逢凶化吉。经名「五星赞」,应为「五星占」之误。
《二程外书》南宋理学家朱熹编纂的程顥、程颐讲学语录。12卷。 成书于乾道癸巳 (1173年) 元月。《二程遗书》 皆门人当时记录,而于二程之语则有所遗漏,朱熹于是取诸人集录参照删削,得此12篇。凡采朱光庭、罗从彦等7家所录,又胡安国、游酢家本及建阳大全集印本3家,又传闻杂记,共152条,以补《遗书》所未备,均以 “拾遗”标目。自谓取材较杂,真伪相间,不如《遗书》之精审,故称为《外书》。此书虽“记录未精,语意不圆”,但“其言足以警切学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2) 。认为 “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尽命”(《二程外书》卷11)。主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学本” (同书卷1) 。是研究二程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收录。另有《河南程氏全书》,《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洪氏唐石经馆丛书》、《四部备要》收录《河南程氏外书》。
《道德真经颂》道教经籍。题“茅山蒋融庵撰”。分81章,以七言诗颂解《道德经》,但不引原文。其注完全脱开了《道德经》辞句。劝人无心,不著名相,超然物外修大道。作者为茅山道士,全书以诗歌唱颂形式注解《老子》。经总序颂云:“紫雾光中信息通,聊将黄叶玩儿童。若拘语句明宗旨,辜负当年白发翁。”认为要理解《老子》的主旨,不在于字句的训诂,而在于靠直觉去“悟”。又第一章颂云:“绵绵密密绝胚胎,动着尘埃拨不开。今日为君通一线,一齐吹向此门来。”以气喻道,以胚胎喻人心。道无所不在又无可捉摸,人心中也有道在,只是被后天尘埃埋没,故不能得道。只要清静修炼,便能拂去尘埃,直见本心,独得妙悟,如风过穴,豁然贯通。可见南宋茅山道已深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其诗颂注解形式在道教经典注疏、弘传中亦别具特色。
《明真破妄章颂》题“虚靖张真君著”。虚靖即第三十代天师北宋张继先。“玄”字不避讳,疑为元人依托。七言绝句43首。述雷法。以心为玄关,述先天祖炁和真阴阳,批评其它雷法皆为妄。
《道德篇章玄颂》题“新授郢州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宋鸾”序,称宋鸾撰本颂。“匡”字缺笔,宋鸾盖北宋人。以七言韵语注《道德经》81章大意,摘引《道德经》部分词句。颂文内容强调虚静并主张修炼长生。
《庄子内篇订正》经名:庄子内篇订正。元人吴澄撰。二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文始真经注》一名《文始真经直解》。道教经籍。南宋牛道纯撰。9卷。前有《关尹子》传略、《文始真经直解跋引》。以月照千江、因指见月的比喻来解说不可思议、不容言说的奥秘。以妙有真空的思想注解《关尹子》,每句都注,颇为详明。
《二程遗书》理学著作。宋程颢、程颐著,朱熹编。是程颢、程颐门人所记其师讲学的语录。二十五卷,《附录》一卷。二程死后,所传诸家语录散乱失次,并且各以己意,不能统一。朱熹家藏旧本,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头尾相贯,未经后人之手,最为精善。后又以类访求附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次,并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该书是二程门人耳闻目睹二程嘉言善行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二程人性论、天理论、本体论、格物致知论等思想体系。
《茅盾散文集》散文随笔集。《茅盾散文集》毕竟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它是散文和杂文的结集。作者说,这些文章是被“逼”着写的,收集起来出版,也是因为书店要稿子,“拿这些来充数”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本好书,在30年代产生过影响,也奠定了茅盾作为散文家的地位。郁达夫曾说: 茅盾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到30年代,茅盾真正地按郁达夫的说法,“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写作了不少速写和随笔,成就了作为散文家的茅盾。待到1935年12月,茅盾编了散文的自选集《速写与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列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可见其成绩之斐然了。
《文始真经言外旨》道教经籍。南宋陈显微撰。9卷。《文始真经》即《关尹子》。作者认为老子之道,不可言说。而关尹请老子强为之说,必然言未尽意。关尹当为老子第一弟子,述成此书,以披露《老子》奥旨,其文可贵,然文约义丰,后世难知,故再阐述关尹之意。又认为《文始真经》九篇排列的次序,是说明“一化为九,九复归为一”的意思。作者弟子称此书“探老、关骨髓,述成言外经旨”,故名。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唐不空译。自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之第二十八卷抄译者。世所谓光明真言,即此中之陀罗尼也。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唐金刚菩提译。明使者即遮那化身,能满种种愿,及证无上菩提.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译曰步掷。金刚神之名也。有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一卷。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一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四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秽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异译。
《冰揭罗天童子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内容述说冰揭罗天童子之念诵法、造像法、陀罗尼法、印契等。
《燕都日记》《燕都日记》系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以后冯梦龙的日记。日记环绕李自成进攻燕都,明王朝灭亡之故实,带及许多方面有关实况,其中若干细节,为一般正史所未详。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汉传因明著作,唐慧沼著。该著是对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要义诠释的汇集,对《因明入正理论》解题目在《大疏》五解的第三解下更助二解。对“能破定非似立、似破”、“本欲成法依有法,不欲成有法依法”、“显因同品”等作了专门的阐释。现存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影印出版。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编。10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该书是在《诗话总龟》影响下编辑的,两者是姊妹篇,集中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在编排体例上,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对一些琐闻轶句采取分类附录办法,眉目清楚。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以年代为先后,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文学流变的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于记事之外,兼重品评,学术性强。作者阅读面广,对于所辑录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附有案语评议,申明自己的观点。纵横比较,眼界开阔。如论杜甫的诗学渊源、《杜鹃行》等,都能在充分引证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更为深刻、全面的看法。对杜诗出典、乘槎典故、韩愈《听颖师弹琴》、王建《宫词》中他人误入之作的探讨辨析,亦具此特点。这些问题往往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公案,作者把主资料收集在一起,对研究者十分有用。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还表现在能总结、点明诗歌本身的特殊规律,如对杜甫律诗变体、律诗扇对格的界定、分析皆令人信服。书中还经常引用三山老人(作者的父亲》语录评论某一诗人或作品,亦多精见,如论杜甫五言排律腾挪跌宕的格局、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深刻寓意等等。作者论诗,推崇李杜,认为他们都是集大成者。此外还收有
《因明义断》佛典注疏。唐慧沼撰。一卷。是《因明入正理论》的论释书。旨在辨析诸家有违本论宗旨的言论,同时宣扬初祖窥基之说。慧沼另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阐发本书未涉及的论点。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薛氏集异记》小说。唐薛用弱撰。二卷,又作一卷或三卷。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人。长庆、太和时曾任光州刺史等职。是书所记多为隋唐时奇闻异事,主人公多为士人、诗家、释道者流。故事情节完整,亦较曲折,有形象刻画,叙述颇具文采。如王积薪妇姑对弈、狄仁杰赌集翠裘、王维奏“郁轮袍”曲、王之涣三诗人旗亭画壁诸故事等等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宋北印土沙门施护等译,佛在祇园,因胜军王请问,为说往昔修布施行。从王顶生,乃至统四大洲,诣忉利天,总经一百十四帝释谢灭。
《四分戒本疏》又名《四分律戒本疏》、《四分戒疏》。佛教戒律注疏。作者不详。或首题:“沙门慧述”。四卷。北图有藏12等三十七号,其中不少卷子首尾可相接。英法等国藏有S.1144、P.2064等近二十号。《敦煌劫余录》谓:此文“与唐法砺所撰之《四分戒本疏》互校,文句虽有出入,意旨要自不殊。考《续高僧传·法砺本传》:‘讲律临漳,休与有功。’《慧休本传》亦云:‘尝听砺公讲律。’此疏或即慧休法师听讲时笔录。而今藏本殆后人依据慧师所录,增益而成耶?”此文分门与法砺疏同,内容亦较接近。但沙门“慧”是否名“慧休”,或“慧述”本身即为人名,待考。此文与法砺疏是何关系尚需研究。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卷一、二、三等三卷收入第八十五卷。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分上下2卷,共22章。辨证了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字义;《周诰》中性字、命字;《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中之性字、命字;告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言性之本原及区别;生字与性、令、命诸字之语言学关系;阐释了周初人之帝、天、天命无常之义;诸子天人论道源;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墨子》非命论;汉代性之二元说,理学之地位。本书是为辨证阮元《性命古训》而作,对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乘四法经释抄》大乘四法经释抄,一卷,佚名,编号二七八四。
《庄子解》解说《庄子》一书的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本,1册,33卷。王夫之著,王敔《增注》,王孝鱼整理。此书说解《庄子》,注重其思想内容及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综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后,加以解说,以描述庄子的思维过程。王氏认为《寓言》和《天下》乃全书序例,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内篇亦出庄子之手。对杂篇《庚桑楚》尤为重视,以为庄子基本思想已囊括其中。《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定为赝作,屏不解说。至于各篇中单词句义,也往往有新的解释。此书评《庄子》,志在除去前人以儒佛两家所作的附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隐为指出其局限。王敌对本书的《增注》,引用古今各家之说颇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此书整理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参校湘西草堂本。书前有点校说明,以及清王天泰、董思凝的两篇序言。
《论道》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新庵译屑》《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律戒本疏》律戒本疏两种各一卷,一,首缺,北周玄觉题记,编号二七八九。二,首缺,西魏昙远题记,编号二七八八。
《先秦学术史》收录傅斯年有关先秦学术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战国子家叙论、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社会的缘故、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等内容。
《律杂抄》律杂抄,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〇。
《小经理》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陶甓公牍》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所编撰,清宣统辛亥(1911)夏安徽印刷局校印,刘汝骥在晚清新政时期组织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凡十二卷:卷一“示谕”;卷二至卷九“批判”,包括吏科、户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等;卷十“禀详”;卷十一“笺启”;卷十二“法制科”,包括民情习俗、风俗习惯、绅士办事习惯等。内容涉及晚清徽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徽州乃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一。
《地持义记》佛典注疏。作者及原经卷数不详。似为五卷。首残尾存。尾题“《地持义记》卷第四。沙门善意抄写受持流通末代。”是对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的疏释。现存残卷自卷七“云何菩萨四无碍慧”疏释至卷八《法方便处菩萨相品第一》末。因卷一佚亡,故科分不清,但释义精辟扼要,研究者或谓作者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影响。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隋慧远撰有《地持经义记》十卷,今唯存三卷,已编入日本《卐字续藏》,但与此《义记》不同。历代大藏经未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三部律抄》三部律抄,一卷,首缺,旷许题记,编号二七九三。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 (1053—1101)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博学精深,熟通诸经,喜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李荐并称“苏门六君子”。由苏轼等荐为棣州 (今徐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传于世。此书陆游《老学庵笔记》疑为后人伪托,或以为是其少时所作。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考证: 陈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 《谈丛》、《诗话》别自为卷,故此书确为陈师道所作。此书所记皆宋代政事、边防、朝野琐事、文人轶闻等,共二百七十一条,对研究宋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文笔简洁高古,颇具文学性。有 《四库全书》本、《宝颜堂秘笈》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后山集》后附刊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点校本,与 《萍州可谈》合刊。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天竺沙门阇那多迦译,范仲淹序,其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经首有对“因果识见”的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又作大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无障碍经、莲华三昧经。收于卍续藏第三册。本经系以密教观点来解说妙法莲华经,全经以金刚萨埵之请问及大日如来之答说形式所成。其内容,初举‘归命本觉心法身’等二颂八句之本觉赞;此赞偈颇为著名,被视为古来三世诸佛随身之偈,又为一切众生成佛之文。次述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以文殊为本尊,后十四品以普贤为本尊之义,并阐说五重、九重之普贤。其后又于方便秘密三摩耶品、见宝塔秘密三摩耶品等诸品之中,分别宣说‘十如是’与‘八叶九尊’之配当方法、宝塔与法华经根本一字阿字之深旨、提婆达多之本源、龙女及草木成佛之密咒、久远实成如来之尊形、心真言、住所,与常不轻菩萨礼拜之意义等。
《甲申纪事》记录明末史事的丛刻,又名为《甲申纪闻》。明代冯梦龙辑。共十三卷,附录一卷。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城。紧接着,明朝残余势力又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将北京定为清朝首都。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年的史事,有许多文人墨客对其挥毫泼墨,有的记叙当时事变的过程,有的记录明亡时诸大臣的各种言行,还有的搜集各种轶文怪事敷演为文。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便是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当然,其中也有两卷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书集传》《尚书》学著作。宋蔡沈所作《尚书》注本。六卷。蔡从学于朱熹,朱熹死前一年命蔡作此书,故书中不少地方融进了朱熹的学说成果。其自序说:“沈自受读以来,沈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志别。”该本遍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于篇中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改正《孔传》的训诂。疏通证明,比孔颖达疏简易清晰,且大体精当。元代将此书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独此书倍受士子青睐。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书传大全》,用《蔡传》为主,此后,一直用作试士的标准注本,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时。该书于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由其子蔡杭进于朝廷时,附有《小序》一卷,专门辨驳百篇《书序》的讹误。元末明初的刊行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似不包括《小序》。有《四库全书》本。
《德育鉴》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至大金陵新志》元南京都邑志。十五卷。元张铉撰。刊行于至正四年(1344年)。该志采用纪传体,分为图考、通纪、世表、代表、志、谱、列传、摭遗、论辨。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表、志、谱、传“以及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摭遗论辨“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卷一,地理图。卷二,金陵通纪。卷三,金陵表。卷四,疆域志。卷五,山川志。卷六,官守志。卷七,田赋志。卷八,民俗志。卷九,学校志。卷十,兵防志,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古迹志。卷十三,人物志。卷十四,摭遗。卷十五,论辨。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字元子,镇海卫(今属浙江省)人。楷博综群书,尤邃经学。天启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间迁科给事中,举劾无所避。杨嗣昌夺情入阁,楷劾之,忤旨贬二秩。福王命掌都察院,几为忌者所害。漳州破,抑郁而卒。着有《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是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凡名物训诂,考证详明,典据精确,有可取之处。然于史实颇多舛误,读者当引以为鉴。是书有清嘉庆二十四(1819)年谢氏刻本。清徐时栋校并跋,另有《四库全书》本。
《雨山和尚语录》二十卷,清上思说,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七世,嗣巨渤恒。卷第一住庐山镜湖院语,卷第二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三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四住东鼓法轮寺语住龙舒白云院语,卷第五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六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七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八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九住如皋大觉院语,卷第十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一住昭易极乐院语,卷第十二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三住海虞三峰清凉院语,卷第十四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五机缘,卷第十六颂古,卷第十七诗偈,卷第十八法语书问,卷第十九杂着,卷第二十佛事。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
《丽情集》宋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北宋张君房纂辑。是书专录“古今情感事”,故名。原本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已佚。《类说》、 《绀珠集》均收有此书,但均为摘引片断, 不是原文。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与《绀珠集》大致相同,似即据后书转录。今人程毅中撰《〈丽情集〉考》, (刊《文史》十一辑),以《类说》本为基础,广征宋、元、明人著作,辑考此书的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共得三十八篇。
《蕉庵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献贼纪事略》作者无名氏。不分卷。本书主要记述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事迹,对其起义始末记述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大西军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整理本。
《千金宝要》医方著作。6卷。唐孙思邈原撰,宋郭思编纂于宣和六年(1124年)。此书乃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论和有效单方,使人知防病于未发之前及已病后治疗之法;并附有郭思及他人效方。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为使之广泛流传,宣和六年(1124年)刻碑于华州公署;迄明景泰六年(1455年)杨胜贤以石碑于冬月不便摹印,始易刻木板印行。明隆庆六年(1522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因刻石于洞前。其碑现仍完整珍藏陕西耀县药王山真人洞前千金宝要碑亭内。现有明隆庆六年刻石之拓本及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的近10种刊本、石印本。
《续通典》中国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间,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影印精装1册。本书为《通典》之续书,共150卷,分类大致与《通典》相同,仅把兵与刑分列,计为9典。包括《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记载唐至德元年(757)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以明代典制为最详。资料除来自正史外,还引用了《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会要》、《明集礼》以及唐宋元明各代文集、奏议等。资料较为丰富,编排亦较条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内容与《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有些重复。
《温疫论》《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现报当受经》佛教经典。著译者不详。一卷。本经的主旨是讲罪业报应。谓一妇人因嫉妒,杀害妾生之子,后世得种种恶报。又因曾解衣带布施辟支佛,故后值佛拯救。此经最早见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被判为伪经,故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中有收藏,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是否疑伪经尚需研究。
《像法决疑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本经谓如来应常施菩萨所问,回答未来像法世界中众生作何福德最为殊胜的问题。认为应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及至饿狗,提出布施更胜于敬佛法僧三宝,为六度之首。经中对像法期中,僧俗人等的造恶及佛法的颓废作出种种预言,谓善必有恶,盛必有衰,虽佛法亦不能免。最后谓未来世四辈弟子能于本经生欢喜心,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本经最初见录于《法经录》,被判为伪经,但后世亦有人持不同意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有收藏。日本曾据传入的经本收入《卐字续藏》。敦煌出土后,又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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