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君臣
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即位,诏赦天下,以明年为弘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诛,妖僧继晓发原籍为民,太常卿道士赵玉芝、
邓常恩谪戍边,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革职。斥佞竖梁芳、陈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继晓寻伏诛。冬十月,召致仕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初,太监怀恩
以直道屏居凤阳,上素知之,至是召还。恩言大学士万安谀佞,王恕刚方,请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恕至京,庶吉士邹智往语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见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请见君,实时政不善者,历陈上前,庶其有济。一受官职,更无可见时矣。”恕善其言。时恕负重望,其居冢宰,铨政多厘正焉。
十一月,大学士万安罢。先是,安结万贵妃兄弟,进奸僧继晓以固其宠。与李孜省结纳,表里奸弊。上在东宫,稔闻其恶。至是,于内中得一箧,皆密术也。悉署曰“臣安进”。上遣怀恩持至阁下,曰:“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已而科道交章论之,遂命罢去。安在道犹夜望三台星,冀复进用。寻卒。
礼部右侍郎丘浚进所著《大学衍义补》,擢礼部尚书。先是,浚以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治国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者,分类汇集,附以已意,名曰《大学衍义补》。至是书成,进之。上览之,甚喜,批曰:“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赐金币,遂进尚书。仍命礼部刊行。十二月,加祀先师孔子笾豆舞佾。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文升陛见,赐大红织金衣一袭。盖上在东宫时,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奋励,知无不言。
闰正月,诏天下举异才。二月,上耕籍田毕,宴群臣,教坊以杂伎承应,或出亵语。文升厉色曰:“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聪!”即斥去。
时山陵未毕,而中官郭镛请选妃以广储。谢迁力言不可,文升主之。御史以纠仪下狱,文升谓“即位之初,不宜辄罪言官”。于是得释,时论伟之。
三月,上视学,释奠先师,吏部尚书王恕请加礼于孔子前,特用币,改太牢。起用谪降主事张吉、王纯,中书舍人丁玑,进士敖毓元、李文祥。先是,五人并以言事远谪,南京吏部主事储上言:“五人者,
既以直言徇国,必不变节辱身。今皆弃之岭海之间,毒雾瘴气,与死为伍,情实可悯。乞取而之风纪论思之地,则言论风采必有可观。与其旋求敢谏之士,不若先用已试之人。”上命吏部皆起用之。
少詹事杨守陈上开讲勤政疏,上嘉之。初开经筵。讲毕,赐讲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吏部尚书王恕上言:“正统以来,每日止一朝,臣下进见,不过
片时。圣主虽聪明,岂能尽察,不过寄聪明于左右。左右之人,与大臣相见者不多,亦岂能尽识大臣贤否。或得之毁誉之言,或出于好恶之私。欲察识之真,必须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诸大臣详论治道,谋议政事,或令其专对,或阅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识大臣,而随材任使,亦可以启沃圣心而进于高明矣。”
马文升条时政十五事,曰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扇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戎以御外侮。上嘉纳之,悉施行。于内节用一条,云:“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言尤剀切。
夏四月,右庶子张升劾大学士刘吉,不报。先是,大学士万安、尹直既劾罢,吉附阿科道,建言当超迁,待以不次之位。升遂上疏言:“应天之实,以人才为先,人才以辅臣为先。初科道以万安、刘吉、尹直为言,安与直以次罢遣,惟吉独存,遂建言超迁科道。自是无复肯言,而群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密口剑腹,贾似道之牢笼言路,吉实合而为一。请亟遣斥,以应灾异,以回天心。”不报。御史魏璋附吉劾升,迁南京工部员外。
六月,王恕上言禁文职夺情起用。上从之。冬十二月,徽州教谕周成进《治安备览》,谓商鞅有见于孔门立信之说,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置不问。
二年春正月,左赞善张元祯上疏,言定圣志,一圣敬,广圣知,劝行王道,反复万言。上嘉纳之。二月,御史汤鼐、寿州知州刘下狱。先是,万安、刘吉、尹
直在政府尝语鼐:“朝廷不欲开言路。”鼐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直皆免官,鼐与李文祥等以为小人退,则君子进,虽刘吉在,不足虑也。吉使客徐鹏啖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鼐。鼐家寿州,知州刘与书,言梦一人牵牛陷泽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牵牛,象国姓。此国势濒危,赖鼐复安之兆也。鼐大喜,出书示客。璋以劾之,谓其妖言诽谤。下锦衣狱。辞连庶吉士邹智,智身亲三木,仅余残喘,神色自若,无所曲挠。议者欲处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辞疾,不为判案。获免,左迁广东石城吏目。大理寺评事夏钅侯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邹智、御史汤鼐等皆以言获罪,实大学士刘吉误陛下。岂知刘吉之罪,不减万安、尹直乎?”疏留中,钅侯谢病归。
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王恕为尚书,得韶为贰,皆不避权贵,请谒路绝。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坏庐舍,人多溺死。诏求直言,
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言:“正心谨始,以隆继述。禁奇巧,却珍贡,慎毁誉,重咨询,抑外戚,开言路。”所司议行之。三年春三月,中言乞鹰坊、牧马场千顷。户部尚书李敏言:“场
止二百余顷,余皆民业,安得夺耕种之地以为飞走之所!”上从之。夏四月,定预备仓。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诏大臣直言时政得失。吏部侍郎彭
韶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减役钱。”上嘉纳之。礼部尚书耿裕率群臣条时政七事,上谓“有防微杜渐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当今民日贪,财日匮,宜节俭以为天下先。”又言:“减斋醮,罢供应,省营缮。”上俱采纳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国子祭酒谢铎上言修明教化六事:择师儒以重教化之职,慎科贡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广载籍以永教化之基,复会馔以严教化之地,均拨历以拯教化之弊。
三月,御史邹鲁诬奏刑部尚书何乔新受馈遗,下狱。先是,乔新每重王恕,不平刘吉,吉衔之。会邹鲁谋升大理寺丞,乔新荐魏绅补之,吉遂嗾鲁有是奏。
礼部尚书耿裕上疏禁自宫,从之。秋八月,吏部尚书王恕恳疏求致仕,不许。恕时有建白,众议谓业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害。若谓已
行不及改,则古之纳谏如流,岂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温诏留之。九月,大学士刘吉罢。时上欲封张皇后弟伯爵,吉言必尽封周、
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恶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屡被弹章,仍进秩,人呼为“刘绵花”,谓其愈弹愈起也。或告吉监中老举人为之,吉因奏举人三次不中者,不许会试。至是禁除。
冬十月,命礼部尚书丘浚兼文渊阁大学士。
五年春二月,右谕德王华上疏,略曰:“每岁经筵,不过三四御,而日讲或间旬月始一行,则缉熙之功,毋乃或间。虽圣德天健,自能干干不息,而宋儒程颐所谓‘涵养本源,熏托德性’者,必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宦官宫妾之时少,后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纳之。
三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应夺民园”。诏罢还之。夏四月,大学士丘浚上疏言时政之弊,大略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勿流于异端,节财费勿至于耗国,公任用
勿失于偏听,禁私谒以肃内政,明义理以绝奸佞,慎俭德以怀永图,勤政务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灾,消物异,帝王之治可几也。”因拟为二十二条,以为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节财用,重名器之助,凡万余言。上览奏甚悦,以为切中时弊。太监李广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内官俸级,王恕力持不可,止之。
五月,遣廷臣赍内帑银,赈杭、嘉、湖大水。冬十月,中官传旨,以通政经历高禄为本司参议。吏部尚书王恕、侍郎周经执奏止之。十一月,停止生员吏典开纳事例,王恕言:“永乐、宣德、正统
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马,当时未有开纳事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而得乎?”上从之。
六年春正月,诏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复其官。从大学士丘浚之言也。三月,亢旱,求直言。吏部左侍郎张悦上弭灾五事,并修德、图治二疏。上嘉纳之。
吏部尚书王恕致仕。时大学士丘浚与恕俱阶太子太保。一日内宴,浚以内阁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礼部尚书下,颇有言。会太医院判刘文泰援例求进,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讦奏恕变乱选法及不当令人作《大司马王公传》,详述留中之疏。浚谓恕卖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狱。恕求去益力,诏允之,命乘传归。于是言官交章劾浚冒嫉妨贤,上不听。
秋七月,京师大雨雹,礼部尚书倪岳疏弭灾急务,劝上勤圣学,开言路,止无功之赏,停不急之役,黜奸贪,进忠直,上嘉纳之。七年冬十月,西域进狮子,礼部尚书倪岳言:“狮者外域之兽,
真伪不可知。使真,非中国宜畜;非真,无为外域所笑。”诏还之。
八年三月,中官传旨命内阁撰《三清乐章》。大学士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说,黩于祭祀,时谓勿钦。且设内阁者,实欲其议政事,论经史,弼正得失,奈何阿顺邪说,以取容悦也!”乃止。
十月,诏取番僧领占竹至京,礼部尚书倪岳执奏,给事柴升上言其诞妄,引孟轲、韩愈为证,反复数千言。上读之而悟,诏中止。天下诵之。十二月,倪岳类奏各处灾异,上令诸廷臣同加修省。先是,四
方报灾异,礼部类集,凡岁终一覆,以为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后,汇分条析,末复援经史,恳切为上言之。户部主事胡上疏言:“灾变异常,皆由奸宦杨鹏、李广所致。”不报。
九年闰三月,谕德王华日讲文华殿,讲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时内侍李广方贵幸,招权纳贿。华讽上,上乐闻之,命中官赐食。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饬武备。
秋八月,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疏谏烧炼斋醮。时中官李广以左道被宠,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宪宗、宋徽宗为戒。上嘉纳之。冬十月,中使取宝坻港银鱼,并取麻峪山银矿,横索害民。顺
天巡抚都御史屠勋疏言不可,诏戒中使,俱止之。十年二月,上屡游后苑,侍讲王鏊侍经筵,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上悟,纳之。召李广等戒之,曰:“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
好为之!”竟罢游。三月,上御文华殿,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议政事,赐茶而退。东阳谓“自天顺末,至今三十余年,尝召内阁,不
过数语即退。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见帝天姿明睿,庙算周详”云。五月,京师风霾,各省地震,诏求直言,祠祭郎中王云凤上言纳忠言,罢左道、斋醮、采办、传奉诸事。上嘉纳之。
秋八月,上欲施恩后家。外戚张氏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银二分。户部尚书周经言:“河间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贫民即退滩地耕之,遇潦辄没。即欲加税,将贻无穷之害,不可。”疏三四上。后有雄县退滩地,献为东宫庄者,上因经前奏,皆抵之罪。一时贵戚近幸有所陈请,一裁以法,皆敛不得肆。
十一月,诏取太仓银三万两,周经言:“皆系小民脂膏。”上遂止。十一年秋七月,以浙江大水,户部尚书周经请停织造,从之。九月,清宁宫灾,敕群臣修省。大学士李东阳上疏弊政,上嘉
纳之。以少监莫英等督京、通仓,周经言其弊,不纳。冬十月,太监李广有罪自杀。广以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会幼公主痘殇,太皇太后归罪于广。广惧,饮鸩死。上命搜广家,得
纳贿簿籍,中言“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上曰:“广食几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黄米,金也。白米,银也。”上怒,籍没之。已而太监蔡昭请广祭葬祠额,许之。阁臣言其不可,上命止予祭。
十一月,下诏宽恤天下。议修清宁宫,兵部尚书马文升请发内帑,免征派,停止四川采木之扰。从之。
十二年春正月,给事中杨廉疏:“讲书宜用《大学衍义》”从之。夏五月,吏部尚书屠镛疏请禁内降,弭灾变,大意言:“天下士事诗书而躬案牍,积数十年不可得。而奔竞之士,或缘技艺蒙幸,
如拾芥然,不可以为训。”又曰:“今日之传奉,即汉所谓西邸之爵,唐所谓斜封之官,宋所谓内批之降。陛下当远宗尧、舜,岂可袭末世之弊辙乎?”下所司知之。
六月,刑部侍郎屠勋勘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事,直田归民。勋上言:“食禄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尺寸地,臣以为不可。”上嘉纳从之。
秋九月,南京礼部尚书谢绶因灾异率九卿陈时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议行之。冬十一月,清宁宫兴工,诏番僧入宫庆赞,吏部尚书屠镛上疏谏甚剀切,末云:“自今以后,乞杜绝僧道,停止斋醮。崇圣贤之正
道,守祖宗之成法。使天下后世有所取则。”上悦,从之。十三年春正月,上以法司律例繁多,命刑部尚书白昂会九卿大臣删定画一,颁中外行之。
大学士刘健上言:“自古愿治之君,必早朝晏罢,日省万几。祖宗黎明视朝,每日奏事二次。迩者视朝太迟,散归或至昏暮,四方朝贡,奚所瞻观?矧今各边启衅,四方荐灾,尤为可虑。怠荒是戒,励精是图,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上嘉纳之。
二月,命户部侍郎许进往勘河间贵戚田庄。进会巡抚高铨勘之,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进遽欲执以复命,铨曰:“若是,固为民至意;万一不测,如民重得罪何!请勘实以闻。上雅爱民,必不忍夺其业以利左右。”进以为然,遂勘实上疏:“系民业,宜予民。”上从之。
三月,给事中曾昂上言,以边方调度日烦,请令诸布政司,公帑积贮及均徭羡余,尽输太仓。户部尚书周经言:“用不足者,盖以织造、赏赉、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节省,自宜少裕。必欲尽括天下之财,岂藏富于民之意乎?”乃止。众皆服其议。
夏五月,吏部尚书屠镛、户部尚书周经各以星变乞致仕,许之。翰林检讨刘瑞上言八事:崇圣德,亲儒臣,严近习,全孝思,旌直言,励士风,畏小民,饬边备。上嘉纳之。
六月,陕西巡抚都御史熊得玉玺来献。礼部尚书傅瀚言:“以史传诸书考之,形制、篆刻皆不类,其为赝作无疑。即使非赝,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玺。”上乃属库藏之。
十四年春正月,陕西地震。南京佥都御史林俊上疏历述汉、晋以来,宫闱内寺柄臣之祸。请减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应,节赏赐,戒逸欲,远佞幸,亲正人。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祗畏变异,痛加修省。”劝上“积金帛以备缓急,罢斋醮以省浪费。止传奉之官,禁奏讨之地。将陕西织造绒褐内臣,早取回京,以苏军民之困。”上嘉纳之。礼部尚书傅瀚率九卿疏弭灾、时政三十一事,不报。瀚复言:“民心易感,在结之以恩;天意可回,在应之以实。属者所陈,当如拯救,犹恐不及。而侧听弥月,未赐宸断,何以为理?”疏入,从之。时南北九卿上疏言事,俱报可。
三月,保定抚臣献白鸦以为瑞,礼部尚书傅瀚劾其不当,奏诏斥遣之。秋九月,诏遣中官王端往武当设像修斋,大学士刘健、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各疏谏,上遽止。
冬十月,改马文升为吏部尚书。十五年正月,大计天下吏。上召马文升至暖阁,谕之曰:“天下
觐吏毕集,卿其用心采访,毋纵毋枉,以彰黜陟。”文升顿首曰:“陛下图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贵人掖之下陛。自是,汰不职者二千余人,皆当。
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已任,命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广东、西,一岁再求去,皆不许。既廷谢,上御帷殿,召问之曰:“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对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穷财尽,万一不虞,责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办,故辞耳。”上默然。居数日,复召问:“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大夏对曰:“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上曰:“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上一日问:“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对曰:“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上曰:“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对曰:“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能无穷耶?”上叹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而择行之。
二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来,传奉等官,将有八百余员,每岁支米不下万石。能减一官,则省一官之俸,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二曰杜奔竞。言朝觐既已去之,又复留之,故觊觎之徒,干求复进。陛下以此不职之数人可惜,则天下千百万困苦之苍生独不可惜乎?三曰革滥进。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大害选法,人民受害。上皆纳之。
冬十月,上欲于近畿地方团操人马,为左右掖。以问刘大夏,对曰:“京西保定地方独设都司,统五卫,仰思祖宗亦即此意。”遂将保定两班军万人,发回卫团操。乃有造飞语帖宫门,以诬大夏者。上召大夏示之,曰:“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上又问大夏:“兵饷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镇守中贵人,对曰:“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上复语大夏:“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先是,光禄供奉内府,自有常额。成化以来,内员渐繁,常供不足。乃责京师邸户办之,甚苦。至是,大夏因言光禄日办烦费,杀牲数百,既损民财,复亏爱物之仁。上为恻然,即敕兵部侍郎,同给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禄卿艾璞曰:“刘东山此奏,岁省光禄金钱八十余万。古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与!”然中官因是愈侧目大夏矣。
十六年春二月,敕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抚都御史孙需上疏不可,上命止之。夏五月,京师大旱,兵部尚书刘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开陈所言弊端。大夏条上十事,上览奏嘉纳,
命所司一一行之。上又召大夏于便殿,谕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议,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揭帖启朕。”大夏对曰:“不敢。”上问:“何也?”曰:“臣下以揭帖进,朝廷以揭帖行,何异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阁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又尝问:“天下何时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对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内阁,并执政大臣而议行之,但求顺理以致太平。”上曰:“刘健尝荐刘宇才堪大用。朕观宇小人,内阁亦岂尽可托?”时刑部尚书闵持法忤旨,上与大夏语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执法,不过效忠朝廷,所为无足异。”上曰:“古亦有之乎?”对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执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第执之过耳,老成人何可轻弃。”竟允请。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顾,近侍内臣退避去。奏事毕,复来。大夏对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监李荣掖大夏出。
十七年春正月,内旨修延寿塔于朝阳门外,大学士刘健疏谏止之。三月,内旨行河南取乐工,巡抚都御史韩邦问疏谏止之。夏五月,敕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觐官,据抚按语多失实。
务备细参访,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几泽被生民,上回天意。其钦承之!”六月,小王子寇宣府,刘大夏请屯兵喜峰口、燕河营以备之。
太监{艹由}逵谋帅师捣其营,上召大夏问以王越威宁之捷,大夏曰:“臣闻之从征将士,当时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幸而大寇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则无噍类矣。”上曰:“即尔,太宗何以屡得志?”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人马,不能什二三拟也。且其时淇国公一小违节制,而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而戴珊亦从旁赞其语。上遽曰:“微二人,吾几为人误。”事遂止。珊亦以材见知。上御文华,有所召对,必大夏,再宣必及珊。
秋九月,清宁宫未完,旨下兵部拨军工万人。刘大夏知工少人多,中官有所利为此也,上言减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诉于上,上令内阁拟旨切责之。大学士刘健曰:“爱惜军人,兵部职也。大夏每以老辞位,温旨勉留,犹未已。若切责旨下,彼将以不职辞。”上欣然纳之,用军夫卒如所裁之数。
召大学士刘健等议日讲事,上曰:“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且先生辈与翰林诸官,是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健对曰:“臣等若不敢言,则其余百官无复敢言者矣。”上曰:“然。”谢迁曰:“圣明如此,臣等敢不尽心。”诸臣叩头出。
十一月,巡抚保定都御史王奏请免立皇庄等六事,上纳之。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议政事。议毕,上曰:“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
复以贿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定赐之,曰:“小佐尔廉。”且属“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见。次日,谕大夏:“吾欲
召卿,卿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纠,故已之。”珊尝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属大夏一从臾,上谓:“卿珊何亟求
去?”珊不敢对,大夏为言:“珊实病。”上曰:“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与大夏皆叩首泣。珊出而语大夏曰:“死此官矣。”
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疏乞罢诸内田,尽归之民。下部知之。二月,上谕各司大小诸臣曰:“朕方图新理政,乐闻谠言。除祖宗成宪定规不可纷更,其余事关军民利病,切于治体,但有可行者,
诸臣悉心开具以闻。”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反复数万言,内指外戚寿宁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张鹤龄深恨之,日泣诉于上
前。上不得已,下梦阳狱。科道交章论救,金夫人犹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狱词以请,上径批“梦阳复职,罚俸三月。”他日,上游南宫,二张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独召大张膝语,左右莫闻知。第遥见大张免冠触地,盖因梦阳言罪寿宁也。既而刘大夏被召便殿,奏事毕,上曰:“近日外议若何?”大夏曰:“近释李梦阳,中外欢呼,至德如天地。”上曰:“梦阳疏内‘张氏’二字,左右谓其语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狱。比法司奏上,朕试问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释之。’朕揣知此辈欲重责梦阳致死,以快宫中之忿。朕所以即释复职,更不令法司拟罪也。”大夏顿首谢曰:“陛下行此一事,尧、舜之仁也。”
太常寺卿张元祯上疏,劝经筵讲《太极图》、《西铭》性理诸书,上急索《太极图》以观,曰:“天生斯人,以开朕也!”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学士刘健等受顾命。健等入干清宫,
至寝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头,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三十六岁矣。乃得此疾,殆不能兴,故与诸先生相见时少。”健等曰:“陛下万寿无疆,安得遽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因呼水氵敕口。掌御药太监张愉劝上进药,不答。上又曰:“朕为宗祖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诸先生辅助之力。”因执健手,若将永诀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东宫,今十五岁矣,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皆应曰:“诺。”时诸内臣罗跪榻外,上曰:“受遗旨。”太监陈宽扶案,季璋捧笔砚,戴义就前书之。上曰:“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须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健等皆叩首曰:“臣等敢不尽力。”诸臣出。翼日,上崩。
谷应泰曰:三代而上,成、康、启、甲尚矣。降是,其汉文、宋仁乎?乃予所闻,于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已过,宜也!汉文止辇受言,张释之、冯唐皆以片言悟主;宋仁开天章阁图治,韩、范、富、欧无不先后登朝。
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而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兴庆,赏花钓鱼,歌凤凰于卷阿,醉丰草于湛露,流连清燕,拟迹成周,恣咏太平,比踪虞德者也。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浚;刑宪则有闵、戴珊。夫孔甲好龙,真龙降豢;孝武好马,天马西来。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揽之门开,外吏封还诰敕;诽谤之禁疏,小臣执奏椒姻。黄钟大吕,能生瓦石之音;帝室皇居,不弃栌延之器。雍雍济济,斯为盛矣!
然而郭镛、李广以中宫进,寿宁、二张以外戚进,烧炼斋醮以方士进,番僧庆赞以沙门进。夫弘恭、石显,已在病已之朝;廖光、防骘,不绝马、邓之世。牛腹玉杯,能号后元;译书天竺,进自永平。盖盛阳之月,必有伏阴,舜、禹之朝,不无共、鲧。得志则虎变,失志则鼠伏,用之则风生,不用则泥蟠。是故管隰在朝,刁开难乱;孔明作相,黄皓无权。世岂有无小人之日哉?人君进贤退不肖之间,安危倚伏不可不审也。
闻帝与张后情好甚笃,终身鲜近嫔御。琴瑟专一,出自掖庭,玄鸟呈祥,遂在中宫,尤舌今仅事云。
《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的简称。东晋释 慧远撰。为中国早期佛教阐述因果报应论的文章。强调 因果报应是“自然感应”、“必然之数”,是人生的必然规 律,“虽欲逃之,其可得乎?”认为灵魂(神)是因果报应 的主体承受者,由地、水、火、风“四大”结成的形体可不 断生灭,而受报的主体则是不灭的。指出因果报应由人 们的无明和贪爱所引起,是自作自受,无外来的主宰: “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 来,岂有幽司?”认为超脱因果报应支配的关键在于反 心,反心就是“冥神”,即停止精神活动,求得精神解脱。 此文载《弘明集》卷五。
《沙门不敬王者论》全一卷。略称不敬王者论。东晋慧远(334~416)撰。论述沙门不须礼敬王侯之理由。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五。东晋时,鉴于太尉桓玄之压迫佛教,佛教教团乃发表宣言,认为佛教教团应处于国家权力之外,然同时代之车骑将军庾冰则主张佛教沙门应对王者礼敬。安帝之际,桓玄支持庾冰之论,谓佛教教团应从属于国家权力之下。本书作者则本佛教徒之立场,主张沙门不必礼拜帝王。在印度佛教之理念中,在法(真理)之前,不论帝王或沙门一律平等;法即是不变之真理。此一观念于佛教传入我国后,因佛教势力之逐渐强大,而形成国家权力与佛教理想之冲突。作者于本书序论中叙述其撰述理由,其次再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之本质,强调出家者之生活必然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而须否定世俗之生活。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于本书中,显示佛道之追求者坚守宗教真理,对于世俗之权威丝毫不让步,然此一思想随时代之变迁而逐渐步上妥协迎合之道。唐朝彦悰根据本书而将历代之不拜论集录成‘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共六卷
《九转灵砂大丹》九转灵砂大丹,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言炼制九转灵砂大丹之法。先作准备:将水银、硫黄炒研成青金头末,造炉铸鼎,升砂煮砂,用花银作银珠子。准备完毕开始炼九转丹。第一转先以银珠与煮过灵砂配合成药头,人炉固济,升火伏炼而得初真丹。然后以前转所炼丹药为料,再加砂添汞烧炼。依次得到第二转正阳丹、三转绝真丹、四转灵妙丹、五转水仙丹、六转通玄丹、七转宝神丹、八转神宝丹、九转登真丹。书中详载各转所需药物及入药烧炼方法。据称从第五转起,所得丹药可点汞成金。至九转丹成,服之可以升仙。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金朝道士默然子刘通微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以五言颂诗注解《清静经》。注文融合道禅,以澄心遣欲,清静常寂为宗旨。劝人去贪嗔痴,修戒定慧,则六欲不生。法界宽广。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凡三十卷。唐代菩提流志译。又作不空罥索经。说不空罥索观世音菩萨之秘密修行法门。分七十八品。今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不空罥索咒经(隋代阇那崛多译)、不空罥索神咒心经(唐代玄奘译)、不空罥索咒心经(菩提流志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宋代施护译)等,皆出自本经卷一母陀罗尼真言序品。不空罥索陀罗尼仪轨经二卷(唐代阿目佉译)则出自本经之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秘密心真品、秘密成就真言品等。又本经经文与大日经相类处颇多,由此推知,大日经之编纂与本经亦有关联。
《静庵文集》近代王国维诗文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辑其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所著哲学、教育等论文十二篇及光绪二十四至三十一年诗五十首而成。内容较多介绍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据批判程朱理学,认为理只有理性和理由二义,皆主观上之物。《红楼梦评论》为以哲学观点评论文学作品的开端,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区别,持超功利主义艺术观。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求得暂时的解脱。此论集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点。清末曾列为禁书。光绪三十一年出版于上海。收入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太上洞神五星赞》太上洞神五星赞,原题张平子(东汉张衡)撰,疑为南北朝或隋唐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为天文星占之书,观察木、火、水、金、土五星在二十八宿中运行情况,以占验灾祥吉凶。又叙述禳解灾祸之法,有施舍、修德、设醮,转诵金简玉经等方法,谓行之可逢凶化吉。经名「五星赞」,应为「五星占」之误。
《二程外书》南宋理学家朱熹编纂的程顥、程颐讲学语录。12卷。 成书于乾道癸巳 (1173年) 元月。《二程遗书》 皆门人当时记录,而于二程之语则有所遗漏,朱熹于是取诸人集录参照删削,得此12篇。凡采朱光庭、罗从彦等7家所录,又胡安国、游酢家本及建阳大全集印本3家,又传闻杂记,共152条,以补《遗书》所未备,均以 “拾遗”标目。自谓取材较杂,真伪相间,不如《遗书》之精审,故称为《外书》。此书虽“记录未精,语意不圆”,但“其言足以警切学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2) 。认为 “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尽命”(《二程外书》卷11)。主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学本” (同书卷1) 。是研究二程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收录。另有《河南程氏全书》,《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洪氏唐石经馆丛书》、《四部备要》收录《河南程氏外书》。
《道德真经颂》道教经籍。题“茅山蒋融庵撰”。分81章,以七言诗颂解《道德经》,但不引原文。其注完全脱开了《道德经》辞句。劝人无心,不著名相,超然物外修大道。作者为茅山道士,全书以诗歌唱颂形式注解《老子》。经总序颂云:“紫雾光中信息通,聊将黄叶玩儿童。若拘语句明宗旨,辜负当年白发翁。”认为要理解《老子》的主旨,不在于字句的训诂,而在于靠直觉去“悟”。又第一章颂云:“绵绵密密绝胚胎,动着尘埃拨不开。今日为君通一线,一齐吹向此门来。”以气喻道,以胚胎喻人心。道无所不在又无可捉摸,人心中也有道在,只是被后天尘埃埋没,故不能得道。只要清静修炼,便能拂去尘埃,直见本心,独得妙悟,如风过穴,豁然贯通。可见南宋茅山道已深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其诗颂注解形式在道教经典注疏、弘传中亦别具特色。
《明真破妄章颂》题“虚靖张真君著”。虚靖即第三十代天师北宋张继先。“玄”字不避讳,疑为元人依托。七言绝句43首。述雷法。以心为玄关,述先天祖炁和真阴阳,批评其它雷法皆为妄。
《道德篇章玄颂》题“新授郢州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宋鸾”序,称宋鸾撰本颂。“匡”字缺笔,宋鸾盖北宋人。以七言韵语注《道德经》81章大意,摘引《道德经》部分词句。颂文内容强调虚静并主张修炼长生。
《庄子内篇订正》经名:庄子内篇订正。元人吴澄撰。二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文始真经注》一名《文始真经直解》。道教经籍。南宋牛道纯撰。9卷。前有《关尹子》传略、《文始真经直解跋引》。以月照千江、因指见月的比喻来解说不可思议、不容言说的奥秘。以妙有真空的思想注解《关尹子》,每句都注,颇为详明。
《二程遗书》理学著作。宋程颢、程颐著,朱熹编。是程颢、程颐门人所记其师讲学的语录。二十五卷,《附录》一卷。二程死后,所传诸家语录散乱失次,并且各以己意,不能统一。朱熹家藏旧本,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头尾相贯,未经后人之手,最为精善。后又以类访求附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次,并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该书是二程门人耳闻目睹二程嘉言善行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二程人性论、天理论、本体论、格物致知论等思想体系。
《茅盾散文集》散文随笔集。《茅盾散文集》毕竟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它是散文和杂文的结集。作者说,这些文章是被“逼”着写的,收集起来出版,也是因为书店要稿子,“拿这些来充数”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本好书,在30年代产生过影响,也奠定了茅盾作为散文家的地位。郁达夫曾说: 茅盾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到30年代,茅盾真正地按郁达夫的说法,“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写作了不少速写和随笔,成就了作为散文家的茅盾。待到1935年12月,茅盾编了散文的自选集《速写与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列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可见其成绩之斐然了。
《文始真经言外旨》道教经籍。南宋陈显微撰。9卷。《文始真经》即《关尹子》。作者认为老子之道,不可言说。而关尹请老子强为之说,必然言未尽意。关尹当为老子第一弟子,述成此书,以披露《老子》奥旨,其文可贵,然文约义丰,后世难知,故再阐述关尹之意。又认为《文始真经》九篇排列的次序,是说明“一化为九,九复归为一”的意思。作者弟子称此书“探老、关骨髓,述成言外经旨”,故名。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唐不空译。自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之第二十八卷抄译者。世所谓光明真言,即此中之陀罗尼也。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唐金刚菩提译。明使者即遮那化身,能满种种愿,及证无上菩提.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译曰步掷。金刚神之名也。有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一卷。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一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四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秽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异译。
《冰揭罗天童子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内容述说冰揭罗天童子之念诵法、造像法、陀罗尼法、印契等。
《燕都日记》《燕都日记》系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以后冯梦龙的日记。日记环绕李自成进攻燕都,明王朝灭亡之故实,带及许多方面有关实况,其中若干细节,为一般正史所未详。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汉传因明著作,唐慧沼著。该著是对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要义诠释的汇集,对《因明入正理论》解题目在《大疏》五解的第三解下更助二解。对“能破定非似立、似破”、“本欲成法依有法,不欲成有法依法”、“显因同品”等作了专门的阐释。现存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影印出版。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编。10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该书是在《诗话总龟》影响下编辑的,两者是姊妹篇,集中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在编排体例上,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对一些琐闻轶句采取分类附录办法,眉目清楚。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以年代为先后,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文学流变的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于记事之外,兼重品评,学术性强。作者阅读面广,对于所辑录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附有案语评议,申明自己的观点。纵横比较,眼界开阔。如论杜甫的诗学渊源、《杜鹃行》等,都能在充分引证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更为深刻、全面的看法。对杜诗出典、乘槎典故、韩愈《听颖师弹琴》、王建《宫词》中他人误入之作的探讨辨析,亦具此特点。这些问题往往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公案,作者把主资料收集在一起,对研究者十分有用。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还表现在能总结、点明诗歌本身的特殊规律,如对杜甫律诗变体、律诗扇对格的界定、分析皆令人信服。书中还经常引用三山老人(作者的父亲》语录评论某一诗人或作品,亦多精见,如论杜甫五言排律腾挪跌宕的格局、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深刻寓意等等。作者论诗,推崇李杜,认为他们都是集大成者。此外还收有
《因明义断》佛典注疏。唐慧沼撰。一卷。是《因明入正理论》的论释书。旨在辨析诸家有违本论宗旨的言论,同时宣扬初祖窥基之说。慧沼另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阐发本书未涉及的论点。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薛氏集异记》小说。唐薛用弱撰。二卷,又作一卷或三卷。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人。长庆、太和时曾任光州刺史等职。是书所记多为隋唐时奇闻异事,主人公多为士人、诗家、释道者流。故事情节完整,亦较曲折,有形象刻画,叙述颇具文采。如王积薪妇姑对弈、狄仁杰赌集翠裘、王维奏“郁轮袍”曲、王之涣三诗人旗亭画壁诸故事等等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宋北印土沙门施护等译,佛在祇园,因胜军王请问,为说往昔修布施行。从王顶生,乃至统四大洲,诣忉利天,总经一百十四帝释谢灭。
《四分戒本疏》又名《四分律戒本疏》、《四分戒疏》。佛教戒律注疏。作者不详。或首题:“沙门慧述”。四卷。北图有藏12等三十七号,其中不少卷子首尾可相接。英法等国藏有S.1144、P.2064等近二十号。《敦煌劫余录》谓:此文“与唐法砺所撰之《四分戒本疏》互校,文句虽有出入,意旨要自不殊。考《续高僧传·法砺本传》:‘讲律临漳,休与有功。’《慧休本传》亦云:‘尝听砺公讲律。’此疏或即慧休法师听讲时笔录。而今藏本殆后人依据慧师所录,增益而成耶?”此文分门与法砺疏同,内容亦较接近。但沙门“慧”是否名“慧休”,或“慧述”本身即为人名,待考。此文与法砺疏是何关系尚需研究。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卷一、二、三等三卷收入第八十五卷。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分上下2卷,共22章。辨证了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字义;《周诰》中性字、命字;《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中之性字、命字;告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言性之本原及区别;生字与性、令、命诸字之语言学关系;阐释了周初人之帝、天、天命无常之义;诸子天人论道源;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墨子》非命论;汉代性之二元说,理学之地位。本书是为辨证阮元《性命古训》而作,对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乘四法经释抄》大乘四法经释抄,一卷,佚名,编号二七八四。
《庄子解》解说《庄子》一书的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本,1册,33卷。王夫之著,王敔《增注》,王孝鱼整理。此书说解《庄子》,注重其思想内容及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综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后,加以解说,以描述庄子的思维过程。王氏认为《寓言》和《天下》乃全书序例,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内篇亦出庄子之手。对杂篇《庚桑楚》尤为重视,以为庄子基本思想已囊括其中。《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定为赝作,屏不解说。至于各篇中单词句义,也往往有新的解释。此书评《庄子》,志在除去前人以儒佛两家所作的附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隐为指出其局限。王敌对本书的《增注》,引用古今各家之说颇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此书整理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参校湘西草堂本。书前有点校说明,以及清王天泰、董思凝的两篇序言。
《论道》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新庵译屑》《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律戒本疏》律戒本疏两种各一卷,一,首缺,北周玄觉题记,编号二七八九。二,首缺,西魏昙远题记,编号二七八八。
《先秦学术史》收录傅斯年有关先秦学术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战国子家叙论、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社会的缘故、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等内容。
《律杂抄》律杂抄,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〇。
《小经理》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陶甓公牍》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所编撰,清宣统辛亥(1911)夏安徽印刷局校印,刘汝骥在晚清新政时期组织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凡十二卷:卷一“示谕”;卷二至卷九“批判”,包括吏科、户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等;卷十“禀详”;卷十一“笺启”;卷十二“法制科”,包括民情习俗、风俗习惯、绅士办事习惯等。内容涉及晚清徽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徽州乃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一。
《地持义记》佛典注疏。作者及原经卷数不详。似为五卷。首残尾存。尾题“《地持义记》卷第四。沙门善意抄写受持流通末代。”是对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的疏释。现存残卷自卷七“云何菩萨四无碍慧”疏释至卷八《法方便处菩萨相品第一》末。因卷一佚亡,故科分不清,但释义精辟扼要,研究者或谓作者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影响。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隋慧远撰有《地持经义记》十卷,今唯存三卷,已编入日本《卐字续藏》,但与此《义记》不同。历代大藏经未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三部律抄》三部律抄,一卷,首缺,旷许题记,编号二七九三。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 (1053—1101)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博学精深,熟通诸经,喜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李荐并称“苏门六君子”。由苏轼等荐为棣州 (今徐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传于世。此书陆游《老学庵笔记》疑为后人伪托,或以为是其少时所作。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考证: 陈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 《谈丛》、《诗话》别自为卷,故此书确为陈师道所作。此书所记皆宋代政事、边防、朝野琐事、文人轶闻等,共二百七十一条,对研究宋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文笔简洁高古,颇具文学性。有 《四库全书》本、《宝颜堂秘笈》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后山集》后附刊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点校本,与 《萍州可谈》合刊。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天竺沙门阇那多迦译,范仲淹序,其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经首有对“因果识见”的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又作大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无障碍经、莲华三昧经。收于卍续藏第三册。本经系以密教观点来解说妙法莲华经,全经以金刚萨埵之请问及大日如来之答说形式所成。其内容,初举‘归命本觉心法身’等二颂八句之本觉赞;此赞偈颇为著名,被视为古来三世诸佛随身之偈,又为一切众生成佛之文。次述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以文殊为本尊,后十四品以普贤为本尊之义,并阐说五重、九重之普贤。其后又于方便秘密三摩耶品、见宝塔秘密三摩耶品等诸品之中,分别宣说‘十如是’与‘八叶九尊’之配当方法、宝塔与法华经根本一字阿字之深旨、提婆达多之本源、龙女及草木成佛之密咒、久远实成如来之尊形、心真言、住所,与常不轻菩萨礼拜之意义等。
《甲申纪事》记录明末史事的丛刻,又名为《甲申纪闻》。明代冯梦龙辑。共十三卷,附录一卷。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城。紧接着,明朝残余势力又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将北京定为清朝首都。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年的史事,有许多文人墨客对其挥毫泼墨,有的记叙当时事变的过程,有的记录明亡时诸大臣的各种言行,还有的搜集各种轶文怪事敷演为文。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便是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当然,其中也有两卷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书集传》《尚书》学著作。宋蔡沈所作《尚书》注本。六卷。蔡从学于朱熹,朱熹死前一年命蔡作此书,故书中不少地方融进了朱熹的学说成果。其自序说:“沈自受读以来,沈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志别。”该本遍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于篇中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改正《孔传》的训诂。疏通证明,比孔颖达疏简易清晰,且大体精当。元代将此书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独此书倍受士子青睐。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书传大全》,用《蔡传》为主,此后,一直用作试士的标准注本,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时。该书于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由其子蔡杭进于朝廷时,附有《小序》一卷,专门辨驳百篇《书序》的讹误。元末明初的刊行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似不包括《小序》。有《四库全书》本。
《德育鉴》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至大金陵新志》元南京都邑志。十五卷。元张铉撰。刊行于至正四年(1344年)。该志采用纪传体,分为图考、通纪、世表、代表、志、谱、列传、摭遗、论辨。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表、志、谱、传“以及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摭遗论辨“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卷一,地理图。卷二,金陵通纪。卷三,金陵表。卷四,疆域志。卷五,山川志。卷六,官守志。卷七,田赋志。卷八,民俗志。卷九,学校志。卷十,兵防志,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古迹志。卷十三,人物志。卷十四,摭遗。卷十五,论辨。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字元子,镇海卫(今属浙江省)人。楷博综群书,尤邃经学。天启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间迁科给事中,举劾无所避。杨嗣昌夺情入阁,楷劾之,忤旨贬二秩。福王命掌都察院,几为忌者所害。漳州破,抑郁而卒。着有《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是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凡名物训诂,考证详明,典据精确,有可取之处。然于史实颇多舛误,读者当引以为鉴。是书有清嘉庆二十四(1819)年谢氏刻本。清徐时栋校并跋,另有《四库全书》本。
《雨山和尚语录》二十卷,清上思说,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七世,嗣巨渤恒。卷第一住庐山镜湖院语,卷第二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三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四住东鼓法轮寺语住龙舒白云院语,卷第五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六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七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八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九住如皋大觉院语,卷第十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一住昭易极乐院语,卷第十二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三住海虞三峰清凉院语,卷第十四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五机缘,卷第十六颂古,卷第十七诗偈,卷第十八法语书问,卷第十九杂着,卷第二十佛事。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
《丽情集》宋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北宋张君房纂辑。是书专录“古今情感事”,故名。原本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已佚。《类说》、 《绀珠集》均收有此书,但均为摘引片断, 不是原文。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与《绀珠集》大致相同,似即据后书转录。今人程毅中撰《〈丽情集〉考》, (刊《文史》十一辑),以《类说》本为基础,广征宋、元、明人著作,辑考此书的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共得三十八篇。
《蕉庵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献贼纪事略》作者无名氏。不分卷。本书主要记述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事迹,对其起义始末记述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大西军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整理本。
《千金宝要》医方著作。6卷。唐孙思邈原撰,宋郭思编纂于宣和六年(1124年)。此书乃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论和有效单方,使人知防病于未发之前及已病后治疗之法;并附有郭思及他人效方。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为使之广泛流传,宣和六年(1124年)刻碑于华州公署;迄明景泰六年(1455年)杨胜贤以石碑于冬月不便摹印,始易刻木板印行。明隆庆六年(1522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因刻石于洞前。其碑现仍完整珍藏陕西耀县药王山真人洞前千金宝要碑亭内。现有明隆庆六年刻石之拓本及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的近10种刊本、石印本。
《续通典》中国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间,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影印精装1册。本书为《通典》之续书,共150卷,分类大致与《通典》相同,仅把兵与刑分列,计为9典。包括《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记载唐至德元年(757)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以明代典制为最详。资料除来自正史外,还引用了《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会要》、《明集礼》以及唐宋元明各代文集、奏议等。资料较为丰富,编排亦较条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内容与《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有些重复。
《温疫论》《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现报当受经》佛教经典。著译者不详。一卷。本经的主旨是讲罪业报应。谓一妇人因嫉妒,杀害妾生之子,后世得种种恶报。又因曾解衣带布施辟支佛,故后值佛拯救。此经最早见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被判为伪经,故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中有收藏,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是否疑伪经尚需研究。
《像法决疑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本经谓如来应常施菩萨所问,回答未来像法世界中众生作何福德最为殊胜的问题。认为应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及至饿狗,提出布施更胜于敬佛法僧三宝,为六度之首。经中对像法期中,僧俗人等的造恶及佛法的颓废作出种种预言,谓善必有恶,盛必有衰,虽佛法亦不能免。最后谓未来世四辈弟子能于本经生欢喜心,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本经最初见录于《法经录》,被判为伪经,但后世亦有人持不同意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有收藏。日本曾据传入的经本收入《卐字续藏》。敦煌出土后,又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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