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
州县废复分路附
熙宁元年五月,废庆成军入荣河,置军使,隶河中。
旧纪: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据一方,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于是废庆成军,又废升平县。按:废升平县,《实录》已见四月末上语云云,似为新政并省发端。今附见此。新纪亦不载上语。
六月,废随州光化县。
七月,废冀州枣强县、富顺监富顺县并为镇。
三年正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
九月,废洺州曲周县。
四年六月,废绵州西昌县入龙安、神泉,象州武化县、同州夏阳县为镇。
七月,废窦州为信宜县,隶高州;合州赤水县为镇。
八月,废横州永定县入宁浦,桂州修仁、永宁入荔浦。
九月,废南仪州,以岑溪县隶藤州。
十月,废汉阳军为汉阳县,汉川县为镇,并隶鄂州;省恩州清阳县入清河,又省庆州华池、乐蟠二县置合水县。
十一月,改吉州万安县为镇。
十二月丙子,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又废汝州龙兴县为镇,省琼州舍城县入琼山县,镇戎军安边堡入开远堡。
五年正月,废北京来济县、沧州饶安县为镇,忠州桂溪县入垫江。
二月己卯,废蓬州良山县、巴州其章县、邛州临溪县、嘉州平羌县并为镇。
三月,废壁州白石、符阳二县入巴州通江。
四月戊寅,废集州为难江县,隶巴州。
五月,废慈州为吉乡军,隶隰州;省交城县为镇入吉乡,省乡宁县,析其地入晋、绛二州;废涟水、高邮军为县,以涟水隶楚州,高邮隶扬州;剑门关、剑门县复隶剑州;废忻州定襄县入秀容,潞州黎城县入潞城;省相州邺县、赵州赞皇、柏乡二县、汾州孝义县、归州兴山县为镇。
六月,废兖州邹县、邢州任县为镇,入仙源、南和。
七月,废扬州广陵县入江都。
闰七月,废延州金明县为寨,丰林县为镇,广州信安县入儋州新兴。
八月辛巳,废郑州,以管城、新定二县隶开封府;省原武县为镇入阳武;荥阳、荥泽二县为镇入管城;废滑州,以白马、韦城、胙城三县并隶开封府。先是,判司农寺曾布过郑,以吏民乞废州状奏闻,乃下京西相度。转运使吴几复等奏:『废郑为县,罢采役支费,实宽民力。兼审问吏民,实皆乐从。』而滑州亦以状言:『本州自天禧河决后,市肆寂寥,地土浅薄,河上差科频数,民力凋弊。愿府界与郑俱力畿邑为便,且庶几王畿四至地理、形势相等。』已而上又问执政曰:『闻郑人不以废州为便。然否?』王安石进曰:『此乃郑民吏自乞,又属王畿,则诸事优便,所省钱一岁几十万缗,省州官十余员,郑州州役省四百余人。』己亥,诏以京西路分南、北两路,襄、邓、随、房、金、均、唐八州为南路,西京、许、孟、陈、蔡、汝、颍七州、信阳军为北路。甲辰,废杭州南新县为镇;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州。
九月丁卯,诏以淮南路分东、西两路,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为东路,寿、庐、蕲、和、舒、濠、光、黄八州、无为军为西路。废蒙州为立山县,隶昭州;成都府犀浦县、成德军灵寿县、雅州百丈县、剑州临津县为镇。
十月,废仪州为华亭县,及安化、崇信隶渭州;乾州为奉天县,隶京兆;永康军为寨,导江县隶彭州,青城县隶蜀州。
十一月,废陵州为陵井监,以贵平籍县为镇,隶成都府。
十二月,废梓州永泰县、绵州西昌县为镇。
六年正月,置潭州安化县,升七星寨为镇。
二月,废果州流溪县为镇。
五月,废复州为景陵县,隶安州,仍以玉沙县为镇,隶江陵府监利县;省施州永兴寨置夷平寨。
六月,废荆门军,以长林、当阳两县并隶江陵府建宁县为镇。
七月乙丑,诏:『河北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司所部广远,宜分为两路,以滨、棣、德、恩、冀、沧、瀛、雄、澶、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宁、永静为东路,怀、卫、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赵州、真定府、安肃、广信、顺安、永宁军为西路。』庚午,河北路察访司言:『乞省并真定府井陉等二十八县,减官七十六员,及役人三千二百二十七人。』从之。
七月十三县,八月三县,九月七县,十二月五县,共二十七县。陈瓘《尊尧集》序云:『安石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云云。』
废陕州硖石、赵州隆平、磁州昭德、沧州临津、德州德平、乾宁军乾宁、卫州卫、新乡邢州尧山、平乡、怀州修武、武德、瀛州东城、景城、江陵府枝江县并为镇。
八月,李宜之请废保定军为县,遣官相视,而众人军卫乞留军额甚哗。宜之以为官吏故纵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为用,若如此不治,后不可用。』官吏有坐不能禁约者。及责,保定军卒不废。置明州昌国县;废澶州顿邱县入清丰;莫州长丰县为镇,并废鄚县;春州为阳春县,及以铜陵县隶南恩州。
九月,废真定府井陉、河中府府永济、滨州招安、相州永和、祁州深泽、冀州新河、陈州南顿县并为镇。
十月,废梅州入程乡县,隶潮州;省熙州马騌寨。
十一月丁卯,废儋州为昌化军,崖州为朱崖军,万安州为万安军。以昌化感恩、陵水、宁远、吉阳及华州渭南县并为镇;信州永丰镇为县;置熙州狄道、河州袍罕县。
十二月,废金州平利、洺州临洺、顺安军高阳、大名府、大名、洹水、经成县并为镇;渭州置制胜关及安化县,以旧县为镇。
七年二月,割秦州大潭、长道三县隶岷州,白石镇隶长道;废辽州八违山县,隶平定军;废平城、和顺、榆杜三县;丹州云岩、渝州南川、鄜州三川并为镇。
四月壬辰,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言:『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生民无所赴愬,近郡困于将迎。乞以浙东、浙西及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提举官六员分为两路,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为浙西路,置转运、提举于杭州,提点刑狱于润州;越、明、婺、温、台、衢、处七州为浙东路,置转运、提举于越州,提点刑狱于温州。』从之。
朱本削去。墨本云:方下本路相度,至九年三月,仍诏分路,合并入九年。按:七年九月十二日丁亥[1],勿复分路。诏则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即从沈括所请矣。朱本考之不详,遽削去。今依墨本,仍具本月日。然墨本既于此载沈括云云,又于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重载之,亦误也。今止于此详载,削去彼书。新本考异殊不辨诘,但依朱本,盖疏略耳。
甲午,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以青、淄、潍、莱、登、密、沂、徐州、淮阳军为东路,郓、兖、齐、濮、曹、济、单州、南京为西路。先是,邓润甫等乞分为两路,财赋、金谷并令通融移用。至是,下京东监司相度,如润甫所请。
新纪系此事于八年正月丙午,误也。五年八月已亥,已分京西。
五月,复宪州,从知太原府刘庠所请也。
八月甲午,并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
九月,诏:『日者分两浙为东、西路,今有司言供亿钱谷多在浙西计置,及水利事尽在苏、秀等州,分之必至阙事,其毋复分路。』
分路在四月二十六日癸巳,朱本削去,墨本误也。其复分路在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
八年二月辛卯,废羁縻怀远军古阳县为怀远寨,述昆县为镇,省镇宁州礼丹县入环州思恩县,并隶宜州。废沅州招谕县及锦州寨入麻阳。
闰四月,废秦州定远、绥远二寨为镇,隶陇州。
七月,复置真定府井陉县,徙治天威军,县治置军使;复河南府偃师镇为县,废缑氏县为镇。
八月,割昭州龙平县隶梧州,废永州零陵寨。
十一月,割渝州隆化县隶南平军。
十二月,复云安军云安监[2],置舒州同安监。改秦州??穰寨为堡[3],废真定府灵寿县、延州延水县、陇州陇西寨并为镇。
九年四月己酉,复导江县为永康军,以武城为军使,兼知县事,仍属彭州。以上批『永康军正控西山六州军隘口,昨据张商英奏,请废为导江县。若非军官,实欠弹压,可令复旧』故也。
五月丙寅,诏复分两浙为二路。初,从沈括分路之请,不半岁复合之。于是复分。明年五月,复有诏合为一路。盖以财赋不可分,又已责监司分定巡历诸州县,岁遍可也。
初复在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复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复分,十年五月复合。今附此。
十二月庚戌,即茂州汶川县置威戎军使。
十年正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唐义问言:『北路近年废荆门军为长林县,以隶江陵府。此军控制巴蜀,备防百越。今以为县,城郭不完,屯兵减少,不足以控制要会。乞复建军。』诏荆湖北路监司相度以闻,既而不行。
四月丁未,复冀州枣强、武邑二镇为县;名泸州小溪口新寨曰武宁。
八月己亥,吕温卿言:『河北分为东、西路,其于监司巡按甚便。至于通融移用之法,则不能无害。如东路出丝绵绸绢,西路饶材木铁炭,而有无不得以相通,而用度不得以相补。欲乞如江淮发运使之法,于北京特置河北、京东西路都转运司,选重臣以领使事,应合通融移用、财赋课利、按察郡县事件等,委四路转运司通管,专以经制边计为任。北边之财,庶可以充足。』
元丰元年正月,复桂州修仁镇为县。
六月,复邓州方城镇为县,隶唐州;
置南平军南川县;割通远军遮羊堡隶岷州。
十月己巳,复华州渭南镇为县。
二年九月,复孟州汜水镇为县。
三年三月庚辰,复置晋州赵城县。初,熙宁中,废入洪洞县为镇。至是,知州王说言:『百姓输纳辞诉回远,岁失酒税课不便。兼窃考赵氏之先,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周缪王赐造父以赵城,今赵城是也。由此为赵氏,乃是国家得姓始封之地,不与他县邑比。』故复之。
十二月丁亥,复置昌化县、万安军陵水县。
五年,复程乡县为梅州;置兖州邹县。
六月丙申,诏:『应经并废州县今复旧者,具元建议官职位姓名以闻。』上以并废州县出于使者欲以增剩役钱为功,故令考察。
朱本改『欲以增剩役钱为功』但云『妄有申请』。今从旧文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一月辛丑,复管城县为郑州,以监察御史刘极及县令周邠有请也。
元祐元年正月己亥,郑州复为奉宁军。戊午,复瀛州东城镇为县。
二月乙丑,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言:『窃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务增添,议者谓益置郡县,以分冶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敛之吏,苟欲减役人、收役钱以附会,率尔之间,遂行并废,不复问事体之如何,人情之乐否。盖废并之后,州县辽远,有山岭重复、江河阻绝,远者十数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来于官者。以言争讼,则百姓赴诉难;以言赋税,则百姓输纳难;以言豪强,则官司弹治难;以言盗贼,则官司警捕难[4],以言死亡,则官司检视难;以言期会,则官司追呼难。乞自免役以来并废过州、县、军、监,凡可复者,皆复之以便民。』又言:『自来并废州县,虽省得役钱,以为封桩之利,然酒课、税额亏失者,不可胜计。今复添官三数员,禄廪至微。酒税之利自足备用,亦于公家无所侵耗。昔尝亲见废相州永和县为镇之初,永和之民相与号诉于官曰:「不知宫中岁所利者几何?百姓愿计其数均认之,随二税以纳,幸留吾邑不废也!」官不敢受其词,竟废之。陛下以此观废邑之人情,宜复否也?』诏废并州县,令诸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同共相度合与不合废并以闻。己丑,复晋州利川镇为县;复成路导江县为永康军。
闰三月辛卯,复庆州平戎镇为县。
四月己丑,复祁州深泽县。乙巳,复西京福昌镇为福昌县。
六月戊子,诏复州县知州、军、县并堂选,余官吏部选差。癸巳,复安州景陵县为复州,鄂州汉阳县为军。汉川镇、安州云梦镇、荆南王沙镇、税江镇、建宁镇、归州兴山镇并为县。戊申,复汝州龙兴镇、桂州永宁场为县。是月,复卫州黎阳县为通利军。
七月壬戌,淮南转运副使赵偁请复以宿州灵壁为镇,从之。
十月辛卯,复象州武化县、广州信化县为县。
二年正月甲戌,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五月丙子,复成德军灵寿镇为县。
六月戊子,复怀州修武镇为县。辛丑,复雅州百丈县。
七月甲寅,复剑州临津镇为县。
十一月壬戌,复横州永定县。甲子,复西京颖阳、洛阳县。
十二月壬辰,臣僚上言:『伏见熙宁、元丰之间,并废州县甚多,其大要欲以省官吏,宽力役也。近岁议者颇谓:并废州县虽可以省官吏、宽力役,而不能无害者。封疆既阔,则输税租者或咨怨于道途;官吏既去,则为盗贼者或公行于市邑,以至讼诉追呼,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虑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并废州县,令诸路转运、提刑、提举司共相度合并废,具利害闻奏。缘此,诸路已废之州县并多兴复。臣愚窃谓兴复州县,惟坊郭近上人户便之,乡村下户,乃其弊也。知其然者,州县既复,则井邑盛而商贾通,利皆归于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为便也。复一小邑,添役人数百,役皆出于乡村,下户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敕相度,几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复者,下诏之初,皆已复矣。其可以复可以不复者,仍迁延至今。况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为宜,而论者独以地薄民贫之邑、乡村应役之户不多者难得番休为患也。今诸路方且攀缘前岁一时指挥而复县不已,增乡户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窃以力非便也。臣欲望圣慈特赐指挥,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更不施行。』从之。
三年八月辛巳,诏复荆南长林县为荆门军。
浚汴河导洛附
熙宁六年十一月辛丑,诏今冬不闭汴口,令造筏截浮凌。先是,权判将作监范子奇言:『汴口每岁开闭,劳人费财。乞每至冬,更勿闭口。』上曰:『旧闭口良有所费。』安石曰:『闻往时所费至百万。』上曰:『闻都省有碑,言沟洫前通于汴水,不知自何时如此,河底渐高?』安石曰:『今沟首皆深,汴极低。又观相国寺积沙几及屋檐,则汴河如此渐高未久。』上曰:『有汴河来已久,何故近方如此渐高?』安石曰:『旧不建都,即不如此。本朝专恃河水,故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积。自建都以来,漕运不可一日不通,专恃河水灌汴,诸水不复得入汴,此所以积沙渐高也[5]。』丁未,王安石言:『以浚川杷浚黄河,自二十八日卯时至二十九日申时,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请以杷浚汴。』从之。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建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沉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而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它日又言:『开直河一道,计省却九百万物料、三百万夫工。如怀信所造浚川杷,即处处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开者,只为近水,开数尺即见水,施功不得。今但见水,即以杷浚之,无不可。使水趋直河去处,即一岁所省,凡几百千万物料夫工。又汴河、广济河诸斗门减水河,自此更不须计工开没,但列百千枚杷,永无浅淀也。』
七年四月庚午,诏置浚黄河司,差范子渊都大提举,李公义为勾当公事。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等言:『尝乞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漕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数拨还,或给价钱。又采买林木遥远,清汴闸欲作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按视措置。』诏翰林侍读学士陈绎、入内都知张茂则与昉等覆视以闻。其后绎等言:『可济行运。其置闸疏密土工物料,见令杨炎等计置。』诏候相度毕,具合行事节以闻。
十月壬辰[6],张方平判应天府。方平在朝虽不任职,然多所建明。尝论汴河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兵革相寻,其患由乎几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抵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之势。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7]。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畜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汴河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九年十月丁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浚川杷无益于事。诏令范子渊画一分析奏闻。
元丰元年正月戊辰,熊本落知制诰、分司西京、饶州居住,权都水监丞、主客郎中范子渊追一官,差遣依旧。本坐按视浚河事不实,缘疏浚有河退地二万二千三百顷,而附会报不以实;子渊所称河退地虽实,而以二年数误并为一年,故有是命。又濬川杷仅同儿戏,子渊所陈,固多妄云。运河置闸,令都水监再相度以闻。
二年四月乙卯,诏导洛、通汴,用是月甲子兴工,遣礼官祭告。
六月甲寅,提举导洛通汴司言:『清汴成以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毕工,凡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至河阴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连运河,长五十一里。河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河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顷,已引洛水人新口斗门,通流入汴,候汴水调均,可塞汴口。乞徙汴口官吏河清指挥于新开洛口。』从之。
十月,诏金部郎中、权判都水监范子渊减磨勘二年,余推恩有差,以疏导汴河有劳也。
三年正月癸巳,三司言:『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自导洛入汴,以二月一日。自去冬汴水通行,不必以二月为限。』从之。
六月乙卯,参知政事章惇上《导洛通汴记》。诏以《元丰导洛记》为名,记石于洛口庙。
四年七月戊戌,诏:『自今汴河水涨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于向上两堤,视地形低下可以纳水处决之。』
五年六月,诏:『已折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自汴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为名。』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条析以闻。
五月乙未,户部侍郎李定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奏之(事见《变新法》)。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主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上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一十九字并刪去。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中书省言:『点磨得宋用臣导洛通汴,并京城所出纳违法等事。』诏宋用臣降授皇城使、添差监滁州酒税,其根究钱物未明事,送户部结绝,仍令本部具合措置事件闻奏。
塞曹村河
熙宁十年八月丙戌,诏监察御史里行黄廉为京东路体量安抚使。上曰:『河决曹村,京东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受命,条举百余事,大略疏张泽泺至滨州,以纾齐、郓,而济、曹、单、淄、濮、齐之间,积潦皆归其壑。郡守、县令以救灾养民者劳来劝诱,使即其功;发仓廪府库,以赈不给。水占民居未能就业者,择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远未能归者,遣吏移给之,皆使有粟。所灌即县蠲赋弃责。流民所过,毋得征算,使吏为之道地。止者赋居,行者赋粮。忧其无田而远徙,故假官田而劝之耕。恐其杀牛而食之,故质私牛而与之钱。弃男女于道路者收养之,丁壮而饥者募役之。初,水占州县一二十四,坏民田三十万顷,坏民庐舍三十八万家。卒事,所活饥民二十五万三千口,壮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干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给当年牛,借种钱八万六千三百缗。归而论荐士大夫,后多朝廷所收用云。
九月庚戌,诏:『河决泛滥民田者,官为疏畎;被灾县放税赋;老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给口食。』
十二月甲申,手诏:『比杨炎、高靖检河道回,具所见条上,可召审闻,参质利害。无被灾之名,不致枉有劳役。』初,河决曹村,命官塞之,而故道已湮高仰,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计用夫三百余万、物料三十余万。而炎等以为口塞水流则河道自成,不必更筑,以糜工役。上重其事,故令审问,仍诏侍御史知杂事蔡确同相视以闻。既而以确母病,改命枢密承旨韩缜。后缜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工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经久。』从之。
元丰元年四月戊辰,提举修河所言修闭功毕。遣枢密直学士陈襄祭谢,仍以都总管一燕达兼都大提举修护务,令坚实灵津庙,神济夫人进封灵显神妃。初,决口屡塞,不能绝流,财力俱竭。达等相视无策,有小赤蛇出于上流,众以为神,共祷之。一夕沙涨,河遂塞,故赐名埽曰灵平,庙曰灵显神妃,殆非人力也。
五月甲戌朔,曹村决口新堤成,河还北流。自闰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工一百九十余万,材一千二百八十九万,钱、米各三十万。堤长一百十四里。
校勘记
[1]自『相度』至『按:七』凡十八字,原本仅作『口并人口年口』,据《长编》卷二五二改补。
[2]云安军 原本作『云南军』,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3]床穰 原本作『麻穰』,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4]警捕 原本『捕』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五朴。
[5]所以 原本脱『以』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6]壬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7]惠民 原本作『专民』,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的简称。东晋释 慧远撰。为中国早期佛教阐述因果报应论的文章。强调 因果报应是“自然感应”、“必然之数”,是人生的必然规 律,“虽欲逃之,其可得乎?”认为灵魂(神)是因果报应 的主体承受者,由地、水、火、风“四大”结成的形体可不 断生灭,而受报的主体则是不灭的。指出因果报应由人 们的无明和贪爱所引起,是自作自受,无外来的主宰: “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 来,岂有幽司?”认为超脱因果报应支配的关键在于反 心,反心就是“冥神”,即停止精神活动,求得精神解脱。 此文载《弘明集》卷五。
《沙门不敬王者论》全一卷。略称不敬王者论。东晋慧远(334~416)撰。论述沙门不须礼敬王侯之理由。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五。东晋时,鉴于太尉桓玄之压迫佛教,佛教教团乃发表宣言,认为佛教教团应处于国家权力之外,然同时代之车骑将军庾冰则主张佛教沙门应对王者礼敬。安帝之际,桓玄支持庾冰之论,谓佛教教团应从属于国家权力之下。本书作者则本佛教徒之立场,主张沙门不必礼拜帝王。在印度佛教之理念中,在法(真理)之前,不论帝王或沙门一律平等;法即是不变之真理。此一观念于佛教传入我国后,因佛教势力之逐渐强大,而形成国家权力与佛教理想之冲突。作者于本书序论中叙述其撰述理由,其次再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之本质,强调出家者之生活必然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而须否定世俗之生活。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于本书中,显示佛道之追求者坚守宗教真理,对于世俗之权威丝毫不让步,然此一思想随时代之变迁而逐渐步上妥协迎合之道。唐朝彦悰根据本书而将历代之不拜论集录成‘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共六卷
《九转灵砂大丹》九转灵砂大丹,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言炼制九转灵砂大丹之法。先作准备:将水银、硫黄炒研成青金头末,造炉铸鼎,升砂煮砂,用花银作银珠子。准备完毕开始炼九转丹。第一转先以银珠与煮过灵砂配合成药头,人炉固济,升火伏炼而得初真丹。然后以前转所炼丹药为料,再加砂添汞烧炼。依次得到第二转正阳丹、三转绝真丹、四转灵妙丹、五转水仙丹、六转通玄丹、七转宝神丹、八转神宝丹、九转登真丹。书中详载各转所需药物及入药烧炼方法。据称从第五转起,所得丹药可点汞成金。至九转丹成,服之可以升仙。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金朝道士默然子刘通微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以五言颂诗注解《清静经》。注文融合道禅,以澄心遣欲,清静常寂为宗旨。劝人去贪嗔痴,修戒定慧,则六欲不生。法界宽广。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凡三十卷。唐代菩提流志译。又作不空罥索经。说不空罥索观世音菩萨之秘密修行法门。分七十八品。今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不空罥索咒经(隋代阇那崛多译)、不空罥索神咒心经(唐代玄奘译)、不空罥索咒心经(菩提流志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宋代施护译)等,皆出自本经卷一母陀罗尼真言序品。不空罥索陀罗尼仪轨经二卷(唐代阿目佉译)则出自本经之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秘密心真品、秘密成就真言品等。又本经经文与大日经相类处颇多,由此推知,大日经之编纂与本经亦有关联。
《静庵文集》近代王国维诗文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辑其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所著哲学、教育等论文十二篇及光绪二十四至三十一年诗五十首而成。内容较多介绍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据批判程朱理学,认为理只有理性和理由二义,皆主观上之物。《红楼梦评论》为以哲学观点评论文学作品的开端,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区别,持超功利主义艺术观。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求得暂时的解脱。此论集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点。清末曾列为禁书。光绪三十一年出版于上海。收入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太上洞神五星赞》太上洞神五星赞,原题张平子(东汉张衡)撰,疑为南北朝或隋唐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为天文星占之书,观察木、火、水、金、土五星在二十八宿中运行情况,以占验灾祥吉凶。又叙述禳解灾祸之法,有施舍、修德、设醮,转诵金简玉经等方法,谓行之可逢凶化吉。经名「五星赞」,应为「五星占」之误。
《二程外书》南宋理学家朱熹编纂的程顥、程颐讲学语录。12卷。 成书于乾道癸巳 (1173年) 元月。《二程遗书》 皆门人当时记录,而于二程之语则有所遗漏,朱熹于是取诸人集录参照删削,得此12篇。凡采朱光庭、罗从彦等7家所录,又胡安国、游酢家本及建阳大全集印本3家,又传闻杂记,共152条,以补《遗书》所未备,均以 “拾遗”标目。自谓取材较杂,真伪相间,不如《遗书》之精审,故称为《外书》。此书虽“记录未精,语意不圆”,但“其言足以警切学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2) 。认为 “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尽命”(《二程外书》卷11)。主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学本” (同书卷1) 。是研究二程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收录。另有《河南程氏全书》,《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洪氏唐石经馆丛书》、《四部备要》收录《河南程氏外书》。
《道德真经颂》道教经籍。题“茅山蒋融庵撰”。分81章,以七言诗颂解《道德经》,但不引原文。其注完全脱开了《道德经》辞句。劝人无心,不著名相,超然物外修大道。作者为茅山道士,全书以诗歌唱颂形式注解《老子》。经总序颂云:“紫雾光中信息通,聊将黄叶玩儿童。若拘语句明宗旨,辜负当年白发翁。”认为要理解《老子》的主旨,不在于字句的训诂,而在于靠直觉去“悟”。又第一章颂云:“绵绵密密绝胚胎,动着尘埃拨不开。今日为君通一线,一齐吹向此门来。”以气喻道,以胚胎喻人心。道无所不在又无可捉摸,人心中也有道在,只是被后天尘埃埋没,故不能得道。只要清静修炼,便能拂去尘埃,直见本心,独得妙悟,如风过穴,豁然贯通。可见南宋茅山道已深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其诗颂注解形式在道教经典注疏、弘传中亦别具特色。
《明真破妄章颂》题“虚靖张真君著”。虚靖即第三十代天师北宋张继先。“玄”字不避讳,疑为元人依托。七言绝句43首。述雷法。以心为玄关,述先天祖炁和真阴阳,批评其它雷法皆为妄。
《道德篇章玄颂》题“新授郢州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宋鸾”序,称宋鸾撰本颂。“匡”字缺笔,宋鸾盖北宋人。以七言韵语注《道德经》81章大意,摘引《道德经》部分词句。颂文内容强调虚静并主张修炼长生。
《庄子内篇订正》经名:庄子内篇订正。元人吴澄撰。二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文始真经注》一名《文始真经直解》。道教经籍。南宋牛道纯撰。9卷。前有《关尹子》传略、《文始真经直解跋引》。以月照千江、因指见月的比喻来解说不可思议、不容言说的奥秘。以妙有真空的思想注解《关尹子》,每句都注,颇为详明。
《二程遗书》理学著作。宋程颢、程颐著,朱熹编。是程颢、程颐门人所记其师讲学的语录。二十五卷,《附录》一卷。二程死后,所传诸家语录散乱失次,并且各以己意,不能统一。朱熹家藏旧本,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头尾相贯,未经后人之手,最为精善。后又以类访求附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次,并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该书是二程门人耳闻目睹二程嘉言善行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二程人性论、天理论、本体论、格物致知论等思想体系。
《茅盾散文集》散文随笔集。《茅盾散文集》毕竟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它是散文和杂文的结集。作者说,这些文章是被“逼”着写的,收集起来出版,也是因为书店要稿子,“拿这些来充数”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本好书,在30年代产生过影响,也奠定了茅盾作为散文家的地位。郁达夫曾说: 茅盾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到30年代,茅盾真正地按郁达夫的说法,“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写作了不少速写和随笔,成就了作为散文家的茅盾。待到1935年12月,茅盾编了散文的自选集《速写与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列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可见其成绩之斐然了。
《文始真经言外旨》道教经籍。南宋陈显微撰。9卷。《文始真经》即《关尹子》。作者认为老子之道,不可言说。而关尹请老子强为之说,必然言未尽意。关尹当为老子第一弟子,述成此书,以披露《老子》奥旨,其文可贵,然文约义丰,后世难知,故再阐述关尹之意。又认为《文始真经》九篇排列的次序,是说明“一化为九,九复归为一”的意思。作者弟子称此书“探老、关骨髓,述成言外经旨”,故名。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唐不空译。自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之第二十八卷抄译者。世所谓光明真言,即此中之陀罗尼也。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唐金刚菩提译。明使者即遮那化身,能满种种愿,及证无上菩提.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译曰步掷。金刚神之名也。有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一卷。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一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四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秽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异译。
《冰揭罗天童子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内容述说冰揭罗天童子之念诵法、造像法、陀罗尼法、印契等。
《燕都日记》《燕都日记》系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以后冯梦龙的日记。日记环绕李自成进攻燕都,明王朝灭亡之故实,带及许多方面有关实况,其中若干细节,为一般正史所未详。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汉传因明著作,唐慧沼著。该著是对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要义诠释的汇集,对《因明入正理论》解题目在《大疏》五解的第三解下更助二解。对“能破定非似立、似破”、“本欲成法依有法,不欲成有法依法”、“显因同品”等作了专门的阐释。现存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影印出版。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编。10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该书是在《诗话总龟》影响下编辑的,两者是姊妹篇,集中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在编排体例上,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对一些琐闻轶句采取分类附录办法,眉目清楚。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以年代为先后,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文学流变的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于记事之外,兼重品评,学术性强。作者阅读面广,对于所辑录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附有案语评议,申明自己的观点。纵横比较,眼界开阔。如论杜甫的诗学渊源、《杜鹃行》等,都能在充分引证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更为深刻、全面的看法。对杜诗出典、乘槎典故、韩愈《听颖师弹琴》、王建《宫词》中他人误入之作的探讨辨析,亦具此特点。这些问题往往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公案,作者把主资料收集在一起,对研究者十分有用。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还表现在能总结、点明诗歌本身的特殊规律,如对杜甫律诗变体、律诗扇对格的界定、分析皆令人信服。书中还经常引用三山老人(作者的父亲》语录评论某一诗人或作品,亦多精见,如论杜甫五言排律腾挪跌宕的格局、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深刻寓意等等。作者论诗,推崇李杜,认为他们都是集大成者。此外还收有
《因明义断》佛典注疏。唐慧沼撰。一卷。是《因明入正理论》的论释书。旨在辨析诸家有违本论宗旨的言论,同时宣扬初祖窥基之说。慧沼另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阐发本书未涉及的论点。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薛氏集异记》小说。唐薛用弱撰。二卷,又作一卷或三卷。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人。长庆、太和时曾任光州刺史等职。是书所记多为隋唐时奇闻异事,主人公多为士人、诗家、释道者流。故事情节完整,亦较曲折,有形象刻画,叙述颇具文采。如王积薪妇姑对弈、狄仁杰赌集翠裘、王维奏“郁轮袍”曲、王之涣三诗人旗亭画壁诸故事等等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宋北印土沙门施护等译,佛在祇园,因胜军王请问,为说往昔修布施行。从王顶生,乃至统四大洲,诣忉利天,总经一百十四帝释谢灭。
《四分戒本疏》又名《四分律戒本疏》、《四分戒疏》。佛教戒律注疏。作者不详。或首题:“沙门慧述”。四卷。北图有藏12等三十七号,其中不少卷子首尾可相接。英法等国藏有S.1144、P.2064等近二十号。《敦煌劫余录》谓:此文“与唐法砺所撰之《四分戒本疏》互校,文句虽有出入,意旨要自不殊。考《续高僧传·法砺本传》:‘讲律临漳,休与有功。’《慧休本传》亦云:‘尝听砺公讲律。’此疏或即慧休法师听讲时笔录。而今藏本殆后人依据慧师所录,增益而成耶?”此文分门与法砺疏同,内容亦较接近。但沙门“慧”是否名“慧休”,或“慧述”本身即为人名,待考。此文与法砺疏是何关系尚需研究。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卷一、二、三等三卷收入第八十五卷。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分上下2卷,共22章。辨证了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字义;《周诰》中性字、命字;《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中之性字、命字;告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言性之本原及区别;生字与性、令、命诸字之语言学关系;阐释了周初人之帝、天、天命无常之义;诸子天人论道源;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墨子》非命论;汉代性之二元说,理学之地位。本书是为辨证阮元《性命古训》而作,对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乘四法经释抄》大乘四法经释抄,一卷,佚名,编号二七八四。
《庄子解》解说《庄子》一书的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本,1册,33卷。王夫之著,王敔《增注》,王孝鱼整理。此书说解《庄子》,注重其思想内容及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综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后,加以解说,以描述庄子的思维过程。王氏认为《寓言》和《天下》乃全书序例,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内篇亦出庄子之手。对杂篇《庚桑楚》尤为重视,以为庄子基本思想已囊括其中。《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定为赝作,屏不解说。至于各篇中单词句义,也往往有新的解释。此书评《庄子》,志在除去前人以儒佛两家所作的附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隐为指出其局限。王敌对本书的《增注》,引用古今各家之说颇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此书整理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参校湘西草堂本。书前有点校说明,以及清王天泰、董思凝的两篇序言。
《论道》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新庵译屑》《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律戒本疏》律戒本疏两种各一卷,一,首缺,北周玄觉题记,编号二七八九。二,首缺,西魏昙远题记,编号二七八八。
《先秦学术史》收录傅斯年有关先秦学术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战国子家叙论、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社会的缘故、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等内容。
《律杂抄》律杂抄,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〇。
《小经理》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陶甓公牍》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所编撰,清宣统辛亥(1911)夏安徽印刷局校印,刘汝骥在晚清新政时期组织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凡十二卷:卷一“示谕”;卷二至卷九“批判”,包括吏科、户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等;卷十“禀详”;卷十一“笺启”;卷十二“法制科”,包括民情习俗、风俗习惯、绅士办事习惯等。内容涉及晚清徽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徽州乃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一。
《地持义记》佛典注疏。作者及原经卷数不详。似为五卷。首残尾存。尾题“《地持义记》卷第四。沙门善意抄写受持流通末代。”是对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的疏释。现存残卷自卷七“云何菩萨四无碍慧”疏释至卷八《法方便处菩萨相品第一》末。因卷一佚亡,故科分不清,但释义精辟扼要,研究者或谓作者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影响。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隋慧远撰有《地持经义记》十卷,今唯存三卷,已编入日本《卐字续藏》,但与此《义记》不同。历代大藏经未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三部律抄》三部律抄,一卷,首缺,旷许题记,编号二七九三。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 (1053—1101)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博学精深,熟通诸经,喜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李荐并称“苏门六君子”。由苏轼等荐为棣州 (今徐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传于世。此书陆游《老学庵笔记》疑为后人伪托,或以为是其少时所作。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考证: 陈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 《谈丛》、《诗话》别自为卷,故此书确为陈师道所作。此书所记皆宋代政事、边防、朝野琐事、文人轶闻等,共二百七十一条,对研究宋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文笔简洁高古,颇具文学性。有 《四库全书》本、《宝颜堂秘笈》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后山集》后附刊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点校本,与 《萍州可谈》合刊。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天竺沙门阇那多迦译,范仲淹序,其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经首有对“因果识见”的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又作大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无障碍经、莲华三昧经。收于卍续藏第三册。本经系以密教观点来解说妙法莲华经,全经以金刚萨埵之请问及大日如来之答说形式所成。其内容,初举‘归命本觉心法身’等二颂八句之本觉赞;此赞偈颇为著名,被视为古来三世诸佛随身之偈,又为一切众生成佛之文。次述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以文殊为本尊,后十四品以普贤为本尊之义,并阐说五重、九重之普贤。其后又于方便秘密三摩耶品、见宝塔秘密三摩耶品等诸品之中,分别宣说‘十如是’与‘八叶九尊’之配当方法、宝塔与法华经根本一字阿字之深旨、提婆达多之本源、龙女及草木成佛之密咒、久远实成如来之尊形、心真言、住所,与常不轻菩萨礼拜之意义等。
《甲申纪事》记录明末史事的丛刻,又名为《甲申纪闻》。明代冯梦龙辑。共十三卷,附录一卷。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城。紧接着,明朝残余势力又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将北京定为清朝首都。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年的史事,有许多文人墨客对其挥毫泼墨,有的记叙当时事变的过程,有的记录明亡时诸大臣的各种言行,还有的搜集各种轶文怪事敷演为文。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便是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当然,其中也有两卷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书集传》《尚书》学著作。宋蔡沈所作《尚书》注本。六卷。蔡从学于朱熹,朱熹死前一年命蔡作此书,故书中不少地方融进了朱熹的学说成果。其自序说:“沈自受读以来,沈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志别。”该本遍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于篇中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改正《孔传》的训诂。疏通证明,比孔颖达疏简易清晰,且大体精当。元代将此书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独此书倍受士子青睐。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书传大全》,用《蔡传》为主,此后,一直用作试士的标准注本,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时。该书于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由其子蔡杭进于朝廷时,附有《小序》一卷,专门辨驳百篇《书序》的讹误。元末明初的刊行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似不包括《小序》。有《四库全书》本。
《德育鉴》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至大金陵新志》元南京都邑志。十五卷。元张铉撰。刊行于至正四年(1344年)。该志采用纪传体,分为图考、通纪、世表、代表、志、谱、列传、摭遗、论辨。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表、志、谱、传“以及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摭遗论辨“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卷一,地理图。卷二,金陵通纪。卷三,金陵表。卷四,疆域志。卷五,山川志。卷六,官守志。卷七,田赋志。卷八,民俗志。卷九,学校志。卷十,兵防志,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古迹志。卷十三,人物志。卷十四,摭遗。卷十五,论辨。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字元子,镇海卫(今属浙江省)人。楷博综群书,尤邃经学。天启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间迁科给事中,举劾无所避。杨嗣昌夺情入阁,楷劾之,忤旨贬二秩。福王命掌都察院,几为忌者所害。漳州破,抑郁而卒。着有《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是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凡名物训诂,考证详明,典据精确,有可取之处。然于史实颇多舛误,读者当引以为鉴。是书有清嘉庆二十四(1819)年谢氏刻本。清徐时栋校并跋,另有《四库全书》本。
《雨山和尚语录》二十卷,清上思说,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七世,嗣巨渤恒。卷第一住庐山镜湖院语,卷第二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三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四住东鼓法轮寺语住龙舒白云院语,卷第五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六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七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八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九住如皋大觉院语,卷第十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一住昭易极乐院语,卷第十二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三住海虞三峰清凉院语,卷第十四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五机缘,卷第十六颂古,卷第十七诗偈,卷第十八法语书问,卷第十九杂着,卷第二十佛事。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
《丽情集》宋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北宋张君房纂辑。是书专录“古今情感事”,故名。原本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已佚。《类说》、 《绀珠集》均收有此书,但均为摘引片断, 不是原文。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与《绀珠集》大致相同,似即据后书转录。今人程毅中撰《〈丽情集〉考》, (刊《文史》十一辑),以《类说》本为基础,广征宋、元、明人著作,辑考此书的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共得三十八篇。
《蕉庵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献贼纪事略》作者无名氏。不分卷。本书主要记述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事迹,对其起义始末记述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大西军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整理本。
《千金宝要》医方著作。6卷。唐孙思邈原撰,宋郭思编纂于宣和六年(1124年)。此书乃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论和有效单方,使人知防病于未发之前及已病后治疗之法;并附有郭思及他人效方。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为使之广泛流传,宣和六年(1124年)刻碑于华州公署;迄明景泰六年(1455年)杨胜贤以石碑于冬月不便摹印,始易刻木板印行。明隆庆六年(1522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因刻石于洞前。其碑现仍完整珍藏陕西耀县药王山真人洞前千金宝要碑亭内。现有明隆庆六年刻石之拓本及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的近10种刊本、石印本。
《续通典》中国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间,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影印精装1册。本书为《通典》之续书,共150卷,分类大致与《通典》相同,仅把兵与刑分列,计为9典。包括《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记载唐至德元年(757)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以明代典制为最详。资料除来自正史外,还引用了《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会要》、《明集礼》以及唐宋元明各代文集、奏议等。资料较为丰富,编排亦较条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内容与《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有些重复。
《温疫论》《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现报当受经》佛教经典。著译者不详。一卷。本经的主旨是讲罪业报应。谓一妇人因嫉妒,杀害妾生之子,后世得种种恶报。又因曾解衣带布施辟支佛,故后值佛拯救。此经最早见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被判为伪经,故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中有收藏,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是否疑伪经尚需研究。
《像法决疑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本经谓如来应常施菩萨所问,回答未来像法世界中众生作何福德最为殊胜的问题。认为应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及至饿狗,提出布施更胜于敬佛法僧三宝,为六度之首。经中对像法期中,僧俗人等的造恶及佛法的颓废作出种种预言,谓善必有恶,盛必有衰,虽佛法亦不能免。最后谓未来世四辈弟子能于本经生欢喜心,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本经最初见录于《法经录》,被判为伪经,但后世亦有人持不同意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有收藏。日本曾据传入的经本收入《卐字续藏》。敦煌出土后,又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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