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論、議、雜著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絀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鬥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餘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世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啟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

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自忘其勢也。

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雲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雲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

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

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受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

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也。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

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為己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己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己，名則為所後者，則是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後者，為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

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跡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己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跡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諡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後。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

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貳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

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世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幹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幹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屍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

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眾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鬥之民，此眾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眾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鬥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遊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邊陲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

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巨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

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

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巨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巨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巨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

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書魏鄭公傳

余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

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歟？」曰：焚稿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稿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

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輯自《聖宋文選》、《宋文鑒》、《南豐文鈔》〉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

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

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諡法》三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

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塚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強。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齧扶桑。粲星鬥兮射精光，眾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