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范資政書
按:此書曾公既自幸為范文正公所知,竊卻出其門,又恐文正公或賤其人,故為紆徐曲折之言,以自通于其門,而行文不免蒼莽沉晦,如揚琴者之入海而茫乎其無畔。已而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其言多悲慨;歐公所投執政書,其言多婉曲;蘇氏父子投執政書,其言多曠達而激昂。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精爽。
資政給事:
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係辭之文,欲人之自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
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由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反而餒者,豈得已哉!則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間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未盡者邪?
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鞏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鞏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眾矣,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鞏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鞏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鞏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子固感歐公之知,又欲歐公併覽,睹其所自期待處,蘊思綴語,種種斟酌。
學士先生執事:
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眾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
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徵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襏襫鋤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於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群進於有司,與眾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歎嗟其去。此鞏得之於眾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鞏既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是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疏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跡,故不敢望於眾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俟講畫,不勝馳戀懷想之至。不宣。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從歐陽公與兩司諌書中脫化來。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蓋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
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
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舍是則寺人而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
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自唐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
鞏生於遠,厄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並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
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歐蔡書
委婉周匝可誦,公文之佳者。
鞏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疏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貞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皋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貞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睹,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己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數千百年間,不可復及。
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群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貞觀之上,令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托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
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己,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
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己內,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於斯時矣。況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難艱比耶?姑有待而已矣。非獨鞏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
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雜說三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啟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己於邪,則又庶幾發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輯自《聖宋文選》、《南豐文鈔》〉
唐荊川云:「敘論紆徐有味。」
福州上執政書
子固以宦遊閩,徼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為陳情之案,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
竊以先王之跡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眾,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徵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幹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僥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逾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
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四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係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
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而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唐荊川曰;「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葢其體裁如此也。」
謝杜相公書
感慨深湛,雍容典則,有道者之文也,豈淺儇者所及。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厄。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
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
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的简称。东晋释 慧远撰。为中国早期佛教阐述因果报应论的文章。强调 因果报应是“自然感应”、“必然之数”,是人生的必然规 律,“虽欲逃之,其可得乎?”认为灵魂(神)是因果报应 的主体承受者,由地、水、火、风“四大”结成的形体可不 断生灭,而受报的主体则是不灭的。指出因果报应由人 们的无明和贪爱所引起,是自作自受,无外来的主宰: “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 来,岂有幽司?”认为超脱因果报应支配的关键在于反 心,反心就是“冥神”,即停止精神活动,求得精神解脱。 此文载《弘明集》卷五。
《沙门不敬王者论》全一卷。略称不敬王者论。东晋慧远(334~416)撰。论述沙门不须礼敬王侯之理由。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五。东晋时,鉴于太尉桓玄之压迫佛教,佛教教团乃发表宣言,认为佛教教团应处于国家权力之外,然同时代之车骑将军庾冰则主张佛教沙门应对王者礼敬。安帝之际,桓玄支持庾冰之论,谓佛教教团应从属于国家权力之下。本书作者则本佛教徒之立场,主张沙门不必礼拜帝王。在印度佛教之理念中,在法(真理)之前,不论帝王或沙门一律平等;法即是不变之真理。此一观念于佛教传入我国后,因佛教势力之逐渐强大,而形成国家权力与佛教理想之冲突。作者于本书序论中叙述其撰述理由,其次再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之本质,强调出家者之生活必然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而须否定世俗之生活。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于本书中,显示佛道之追求者坚守宗教真理,对于世俗之权威丝毫不让步,然此一思想随时代之变迁而逐渐步上妥协迎合之道。唐朝彦悰根据本书而将历代之不拜论集录成‘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共六卷
《九转灵砂大丹》九转灵砂大丹,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言炼制九转灵砂大丹之法。先作准备:将水银、硫黄炒研成青金头末,造炉铸鼎,升砂煮砂,用花银作银珠子。准备完毕开始炼九转丹。第一转先以银珠与煮过灵砂配合成药头,人炉固济,升火伏炼而得初真丹。然后以前转所炼丹药为料,再加砂添汞烧炼。依次得到第二转正阳丹、三转绝真丹、四转灵妙丹、五转水仙丹、六转通玄丹、七转宝神丹、八转神宝丹、九转登真丹。书中详载各转所需药物及入药烧炼方法。据称从第五转起,所得丹药可点汞成金。至九转丹成,服之可以升仙。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金朝道士默然子刘通微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以五言颂诗注解《清静经》。注文融合道禅,以澄心遣欲,清静常寂为宗旨。劝人去贪嗔痴,修戒定慧,则六欲不生。法界宽广。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凡三十卷。唐代菩提流志译。又作不空罥索经。说不空罥索观世音菩萨之秘密修行法门。分七十八品。今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不空罥索咒经(隋代阇那崛多译)、不空罥索神咒心经(唐代玄奘译)、不空罥索咒心经(菩提流志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宋代施护译)等,皆出自本经卷一母陀罗尼真言序品。不空罥索陀罗尼仪轨经二卷(唐代阿目佉译)则出自本经之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秘密心真品、秘密成就真言品等。又本经经文与大日经相类处颇多,由此推知,大日经之编纂与本经亦有关联。
《静庵文集》近代王国维诗文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辑其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所著哲学、教育等论文十二篇及光绪二十四至三十一年诗五十首而成。内容较多介绍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据批判程朱理学,认为理只有理性和理由二义,皆主观上之物。《红楼梦评论》为以哲学观点评论文学作品的开端,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区别,持超功利主义艺术观。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求得暂时的解脱。此论集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点。清末曾列为禁书。光绪三十一年出版于上海。收入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太上洞神五星赞》太上洞神五星赞,原题张平子(东汉张衡)撰,疑为南北朝或隋唐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为天文星占之书,观察木、火、水、金、土五星在二十八宿中运行情况,以占验灾祥吉凶。又叙述禳解灾祸之法,有施舍、修德、设醮,转诵金简玉经等方法,谓行之可逢凶化吉。经名「五星赞」,应为「五星占」之误。
《二程外书》南宋理学家朱熹编纂的程顥、程颐讲学语录。12卷。 成书于乾道癸巳 (1173年) 元月。《二程遗书》 皆门人当时记录,而于二程之语则有所遗漏,朱熹于是取诸人集录参照删削,得此12篇。凡采朱光庭、罗从彦等7家所录,又胡安国、游酢家本及建阳大全集印本3家,又传闻杂记,共152条,以补《遗书》所未备,均以 “拾遗”标目。自谓取材较杂,真伪相间,不如《遗书》之精审,故称为《外书》。此书虽“记录未精,语意不圆”,但“其言足以警切学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2) 。认为 “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尽命”(《二程外书》卷11)。主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学本” (同书卷1) 。是研究二程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收录。另有《河南程氏全书》,《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洪氏唐石经馆丛书》、《四部备要》收录《河南程氏外书》。
《道德真经颂》道教经籍。题“茅山蒋融庵撰”。分81章,以七言诗颂解《道德经》,但不引原文。其注完全脱开了《道德经》辞句。劝人无心,不著名相,超然物外修大道。作者为茅山道士,全书以诗歌唱颂形式注解《老子》。经总序颂云:“紫雾光中信息通,聊将黄叶玩儿童。若拘语句明宗旨,辜负当年白发翁。”认为要理解《老子》的主旨,不在于字句的训诂,而在于靠直觉去“悟”。又第一章颂云:“绵绵密密绝胚胎,动着尘埃拨不开。今日为君通一线,一齐吹向此门来。”以气喻道,以胚胎喻人心。道无所不在又无可捉摸,人心中也有道在,只是被后天尘埃埋没,故不能得道。只要清静修炼,便能拂去尘埃,直见本心,独得妙悟,如风过穴,豁然贯通。可见南宋茅山道已深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其诗颂注解形式在道教经典注疏、弘传中亦别具特色。
《明真破妄章颂》题“虚靖张真君著”。虚靖即第三十代天师北宋张继先。“玄”字不避讳,疑为元人依托。七言绝句43首。述雷法。以心为玄关,述先天祖炁和真阴阳,批评其它雷法皆为妄。
《道德篇章玄颂》题“新授郢州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宋鸾”序,称宋鸾撰本颂。“匡”字缺笔,宋鸾盖北宋人。以七言韵语注《道德经》81章大意,摘引《道德经》部分词句。颂文内容强调虚静并主张修炼长生。
《庄子内篇订正》经名:庄子内篇订正。元人吴澄撰。二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文始真经注》一名《文始真经直解》。道教经籍。南宋牛道纯撰。9卷。前有《关尹子》传略、《文始真经直解跋引》。以月照千江、因指见月的比喻来解说不可思议、不容言说的奥秘。以妙有真空的思想注解《关尹子》,每句都注,颇为详明。
《二程遗书》理学著作。宋程颢、程颐著,朱熹编。是程颢、程颐门人所记其师讲学的语录。二十五卷,《附录》一卷。二程死后,所传诸家语录散乱失次,并且各以己意,不能统一。朱熹家藏旧本,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头尾相贯,未经后人之手,最为精善。后又以类访求附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次,并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该书是二程门人耳闻目睹二程嘉言善行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二程人性论、天理论、本体论、格物致知论等思想体系。
《茅盾散文集》散文随笔集。《茅盾散文集》毕竟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它是散文和杂文的结集。作者说,这些文章是被“逼”着写的,收集起来出版,也是因为书店要稿子,“拿这些来充数”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本好书,在30年代产生过影响,也奠定了茅盾作为散文家的地位。郁达夫曾说: 茅盾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到30年代,茅盾真正地按郁达夫的说法,“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写作了不少速写和随笔,成就了作为散文家的茅盾。待到1935年12月,茅盾编了散文的自选集《速写与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列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可见其成绩之斐然了。
《文始真经言外旨》道教经籍。南宋陈显微撰。9卷。《文始真经》即《关尹子》。作者认为老子之道,不可言说。而关尹请老子强为之说,必然言未尽意。关尹当为老子第一弟子,述成此书,以披露《老子》奥旨,其文可贵,然文约义丰,后世难知,故再阐述关尹之意。又认为《文始真经》九篇排列的次序,是说明“一化为九,九复归为一”的意思。作者弟子称此书“探老、关骨髓,述成言外经旨”,故名。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唐不空译。自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之第二十八卷抄译者。世所谓光明真言,即此中之陀罗尼也。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唐金刚菩提译。明使者即遮那化身,能满种种愿,及证无上菩提.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译曰步掷。金刚神之名也。有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一卷。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一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四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秽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异译。
《冰揭罗天童子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内容述说冰揭罗天童子之念诵法、造像法、陀罗尼法、印契等。
《燕都日记》《燕都日记》系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以后冯梦龙的日记。日记环绕李自成进攻燕都,明王朝灭亡之故实,带及许多方面有关实况,其中若干细节,为一般正史所未详。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汉传因明著作,唐慧沼著。该著是对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要义诠释的汇集,对《因明入正理论》解题目在《大疏》五解的第三解下更助二解。对“能破定非似立、似破”、“本欲成法依有法,不欲成有法依法”、“显因同品”等作了专门的阐释。现存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影印出版。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编。10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该书是在《诗话总龟》影响下编辑的,两者是姊妹篇,集中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在编排体例上,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对一些琐闻轶句采取分类附录办法,眉目清楚。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以年代为先后,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文学流变的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于记事之外,兼重品评,学术性强。作者阅读面广,对于所辑录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附有案语评议,申明自己的观点。纵横比较,眼界开阔。如论杜甫的诗学渊源、《杜鹃行》等,都能在充分引证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更为深刻、全面的看法。对杜诗出典、乘槎典故、韩愈《听颖师弹琴》、王建《宫词》中他人误入之作的探讨辨析,亦具此特点。这些问题往往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公案,作者把主资料收集在一起,对研究者十分有用。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还表现在能总结、点明诗歌本身的特殊规律,如对杜甫律诗变体、律诗扇对格的界定、分析皆令人信服。书中还经常引用三山老人(作者的父亲》语录评论某一诗人或作品,亦多精见,如论杜甫五言排律腾挪跌宕的格局、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深刻寓意等等。作者论诗,推崇李杜,认为他们都是集大成者。此外还收有
《因明义断》佛典注疏。唐慧沼撰。一卷。是《因明入正理论》的论释书。旨在辨析诸家有违本论宗旨的言论,同时宣扬初祖窥基之说。慧沼另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阐发本书未涉及的论点。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薛氏集异记》小说。唐薛用弱撰。二卷,又作一卷或三卷。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人。长庆、太和时曾任光州刺史等职。是书所记多为隋唐时奇闻异事,主人公多为士人、诗家、释道者流。故事情节完整,亦较曲折,有形象刻画,叙述颇具文采。如王积薪妇姑对弈、狄仁杰赌集翠裘、王维奏“郁轮袍”曲、王之涣三诗人旗亭画壁诸故事等等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宋北印土沙门施护等译,佛在祇园,因胜军王请问,为说往昔修布施行。从王顶生,乃至统四大洲,诣忉利天,总经一百十四帝释谢灭。
《四分戒本疏》又名《四分律戒本疏》、《四分戒疏》。佛教戒律注疏。作者不详。或首题:“沙门慧述”。四卷。北图有藏12等三十七号,其中不少卷子首尾可相接。英法等国藏有S.1144、P.2064等近二十号。《敦煌劫余录》谓:此文“与唐法砺所撰之《四分戒本疏》互校,文句虽有出入,意旨要自不殊。考《续高僧传·法砺本传》:‘讲律临漳,休与有功。’《慧休本传》亦云:‘尝听砺公讲律。’此疏或即慧休法师听讲时笔录。而今藏本殆后人依据慧师所录,增益而成耶?”此文分门与法砺疏同,内容亦较接近。但沙门“慧”是否名“慧休”,或“慧述”本身即为人名,待考。此文与法砺疏是何关系尚需研究。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卷一、二、三等三卷收入第八十五卷。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分上下2卷,共22章。辨证了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字义;《周诰》中性字、命字;《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中之性字、命字;告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言性之本原及区别;生字与性、令、命诸字之语言学关系;阐释了周初人之帝、天、天命无常之义;诸子天人论道源;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墨子》非命论;汉代性之二元说,理学之地位。本书是为辨证阮元《性命古训》而作,对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乘四法经释抄》大乘四法经释抄,一卷,佚名,编号二七八四。
《庄子解》解说《庄子》一书的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本,1册,33卷。王夫之著,王敔《增注》,王孝鱼整理。此书说解《庄子》,注重其思想内容及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综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后,加以解说,以描述庄子的思维过程。王氏认为《寓言》和《天下》乃全书序例,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内篇亦出庄子之手。对杂篇《庚桑楚》尤为重视,以为庄子基本思想已囊括其中。《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定为赝作,屏不解说。至于各篇中单词句义,也往往有新的解释。此书评《庄子》,志在除去前人以儒佛两家所作的附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隐为指出其局限。王敌对本书的《增注》,引用古今各家之说颇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此书整理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参校湘西草堂本。书前有点校说明,以及清王天泰、董思凝的两篇序言。
《论道》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新庵译屑》《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律戒本疏》律戒本疏两种各一卷,一,首缺,北周玄觉题记,编号二七八九。二,首缺,西魏昙远题记,编号二七八八。
《先秦学术史》收录傅斯年有关先秦学术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战国子家叙论、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社会的缘故、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等内容。
《律杂抄》律杂抄,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〇。
《小经理》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陶甓公牍》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所编撰,清宣统辛亥(1911)夏安徽印刷局校印,刘汝骥在晚清新政时期组织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凡十二卷:卷一“示谕”;卷二至卷九“批判”,包括吏科、户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等;卷十“禀详”;卷十一“笺启”;卷十二“法制科”,包括民情习俗、风俗习惯、绅士办事习惯等。内容涉及晚清徽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徽州乃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一。
《地持义记》佛典注疏。作者及原经卷数不详。似为五卷。首残尾存。尾题“《地持义记》卷第四。沙门善意抄写受持流通末代。”是对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的疏释。现存残卷自卷七“云何菩萨四无碍慧”疏释至卷八《法方便处菩萨相品第一》末。因卷一佚亡,故科分不清,但释义精辟扼要,研究者或谓作者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影响。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隋慧远撰有《地持经义记》十卷,今唯存三卷,已编入日本《卐字续藏》,但与此《义记》不同。历代大藏经未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三部律抄》三部律抄,一卷,首缺,旷许题记,编号二七九三。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 (1053—1101)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博学精深,熟通诸经,喜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李荐并称“苏门六君子”。由苏轼等荐为棣州 (今徐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传于世。此书陆游《老学庵笔记》疑为后人伪托,或以为是其少时所作。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考证: 陈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 《谈丛》、《诗话》别自为卷,故此书确为陈师道所作。此书所记皆宋代政事、边防、朝野琐事、文人轶闻等,共二百七十一条,对研究宋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文笔简洁高古,颇具文学性。有 《四库全书》本、《宝颜堂秘笈》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后山集》后附刊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点校本,与 《萍州可谈》合刊。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天竺沙门阇那多迦译,范仲淹序,其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经首有对“因果识见”的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又作大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无障碍经、莲华三昧经。收于卍续藏第三册。本经系以密教观点来解说妙法莲华经,全经以金刚萨埵之请问及大日如来之答说形式所成。其内容,初举‘归命本觉心法身’等二颂八句之本觉赞;此赞偈颇为著名,被视为古来三世诸佛随身之偈,又为一切众生成佛之文。次述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以文殊为本尊,后十四品以普贤为本尊之义,并阐说五重、九重之普贤。其后又于方便秘密三摩耶品、见宝塔秘密三摩耶品等诸品之中,分别宣说‘十如是’与‘八叶九尊’之配当方法、宝塔与法华经根本一字阿字之深旨、提婆达多之本源、龙女及草木成佛之密咒、久远实成如来之尊形、心真言、住所,与常不轻菩萨礼拜之意义等。
《甲申纪事》记录明末史事的丛刻,又名为《甲申纪闻》。明代冯梦龙辑。共十三卷,附录一卷。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城。紧接着,明朝残余势力又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将北京定为清朝首都。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年的史事,有许多文人墨客对其挥毫泼墨,有的记叙当时事变的过程,有的记录明亡时诸大臣的各种言行,还有的搜集各种轶文怪事敷演为文。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便是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当然,其中也有两卷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书集传》《尚书》学著作。宋蔡沈所作《尚书》注本。六卷。蔡从学于朱熹,朱熹死前一年命蔡作此书,故书中不少地方融进了朱熹的学说成果。其自序说:“沈自受读以来,沈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志别。”该本遍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于篇中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改正《孔传》的训诂。疏通证明,比孔颖达疏简易清晰,且大体精当。元代将此书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独此书倍受士子青睐。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书传大全》,用《蔡传》为主,此后,一直用作试士的标准注本,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时。该书于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由其子蔡杭进于朝廷时,附有《小序》一卷,专门辨驳百篇《书序》的讹误。元末明初的刊行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似不包括《小序》。有《四库全书》本。
《德育鉴》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至大金陵新志》元南京都邑志。十五卷。元张铉撰。刊行于至正四年(1344年)。该志采用纪传体,分为图考、通纪、世表、代表、志、谱、列传、摭遗、论辨。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表、志、谱、传“以及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摭遗论辨“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卷一,地理图。卷二,金陵通纪。卷三,金陵表。卷四,疆域志。卷五,山川志。卷六,官守志。卷七,田赋志。卷八,民俗志。卷九,学校志。卷十,兵防志,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古迹志。卷十三,人物志。卷十四,摭遗。卷十五,论辨。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字元子,镇海卫(今属浙江省)人。楷博综群书,尤邃经学。天启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间迁科给事中,举劾无所避。杨嗣昌夺情入阁,楷劾之,忤旨贬二秩。福王命掌都察院,几为忌者所害。漳州破,抑郁而卒。着有《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是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凡名物训诂,考证详明,典据精确,有可取之处。然于史实颇多舛误,读者当引以为鉴。是书有清嘉庆二十四(1819)年谢氏刻本。清徐时栋校并跋,另有《四库全书》本。
《雨山和尚语录》二十卷,清上思说,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七世,嗣巨渤恒。卷第一住庐山镜湖院语,卷第二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三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四住东鼓法轮寺语住龙舒白云院语,卷第五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六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七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八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九住如皋大觉院语,卷第十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一住昭易极乐院语,卷第十二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三住海虞三峰清凉院语,卷第十四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五机缘,卷第十六颂古,卷第十七诗偈,卷第十八法语书问,卷第十九杂着,卷第二十佛事。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
《丽情集》宋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北宋张君房纂辑。是书专录“古今情感事”,故名。原本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已佚。《类说》、 《绀珠集》均收有此书,但均为摘引片断, 不是原文。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与《绀珠集》大致相同,似即据后书转录。今人程毅中撰《〈丽情集〉考》, (刊《文史》十一辑),以《类说》本为基础,广征宋、元、明人著作,辑考此书的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共得三十八篇。
《蕉庵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献贼纪事略》作者无名氏。不分卷。本书主要记述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事迹,对其起义始末记述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大西军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整理本。
《千金宝要》医方著作。6卷。唐孙思邈原撰,宋郭思编纂于宣和六年(1124年)。此书乃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论和有效单方,使人知防病于未发之前及已病后治疗之法;并附有郭思及他人效方。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为使之广泛流传,宣和六年(1124年)刻碑于华州公署;迄明景泰六年(1455年)杨胜贤以石碑于冬月不便摹印,始易刻木板印行。明隆庆六年(1522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因刻石于洞前。其碑现仍完整珍藏陕西耀县药王山真人洞前千金宝要碑亭内。现有明隆庆六年刻石之拓本及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的近10种刊本、石印本。
《续通典》中国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间,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影印精装1册。本书为《通典》之续书,共150卷,分类大致与《通典》相同,仅把兵与刑分列,计为9典。包括《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记载唐至德元年(757)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以明代典制为最详。资料除来自正史外,还引用了《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会要》、《明集礼》以及唐宋元明各代文集、奏议等。资料较为丰富,编排亦较条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内容与《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有些重复。
《温疫论》《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现报当受经》佛教经典。著译者不详。一卷。本经的主旨是讲罪业报应。谓一妇人因嫉妒,杀害妾生之子,后世得种种恶报。又因曾解衣带布施辟支佛,故后值佛拯救。此经最早见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被判为伪经,故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中有收藏,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是否疑伪经尚需研究。
《像法决疑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本经谓如来应常施菩萨所问,回答未来像法世界中众生作何福德最为殊胜的问题。认为应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及至饿狗,提出布施更胜于敬佛法僧三宝,为六度之首。经中对像法期中,僧俗人等的造恶及佛法的颓废作出种种预言,谓善必有恶,盛必有衰,虽佛法亦不能免。最后谓未来世四辈弟子能于本经生欢喜心,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本经最初见录于《法经录》,被判为伪经,但后世亦有人持不同意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有收藏。日本曾据传入的经本收入《卐字续藏》。敦煌出土后,又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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