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研廖氏學
樂山受業黄鎔箋述
天學三經
《大學》爲「人學」, 十二引《書》,爲主;又十二引《詩》,由人可以企天。 《中庸》爲「天學」。 十五引《詩》,不引《書》,全爲「天學」。 「人學」五帝,始於顓頊。 《楚語》:顓頊以前,人能登天。《左傳》:顓頊以下,德不及遠,故爲民師。 「天學」五帝,始於太皡。 《月令》:春,太皡;夏,炎帝;季夏,黄帝;秋,少皡;冬,顓頊。 《大》、《中》二篇,凡引《書》者爲「人學」,引《詩》者爲「天學」。《素問上古天真論》, 分四等級,以天上「真人」爲止境。 以聖人、賢人爲「人學」之帝王,以「真人」、「至人」爲「天學」之皇帝名詞。天人之分,别立諸表以明之。
《大學》人、天學術表
明德。 司空,封建。《帝謨》曰:「嚴六德,亮采有邦。」又:「天命有德。」
新民。 司馬,兵刑。《帝典》:流放四凶,以變四裔,即「新民」之事。 此二句《尚書》「人學」。
止至善。 「至善」即《中庸》「至誠」。「至」即「至人」。 此一句《詩經》「天學」。
知 「人學」主行,「天學」主知。 止 《詩》:「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謂地中爲「人學」之止。地中天地之所合,上應天端,即《論語》「北辰所居」,爲「天學」之止。故「知止」二字,乃人、天之終始。《莊子逍遥游》「小知」、「大知」是也。
聖人 而後有定; 《易繫》:「退藏於密。」《詩》「止于丘隅」、「丘側」、「丘阿」,「集于灌木」。○《列子》:「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莊子》:「正形一視,天和將至。」○「天學」五等,如釋氏諸天説。
至人 定而後能静; 《易繫》:「寂然不動。」《詩》:「静言思之。」○《列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木雞德全。」 《莊子》:「攝志一度,神將來舍。」
化人 静而後能安; 《易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易无思也,无爲也。」《詩》:「言笑晏晏。」○《列子》:「華胥之民,純任自然。」《莊子》:「莫之爲而常自然,无思无慮。」
神人 安而後能慮; 「慮」當作「虚」。《易》:「周流六虚。」《詩》:「其虚其邪。」《列子》:「履虚若實。」《莊子》:「六合以外。」
真人 慮而後能得。 《易繫》:「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詩》:「求之不得。」「不」讀作「丕」。《列子》:「大同於物,無所阻閡。」《莊子》:「純氣之守,得全於天。」
鎔案:定、静、安、虚、得五等名詞,即「天學」之階級。必俟「人學」完備,世界進化統一之後,人物雍熙,恬愉自得,無競争,無恐怖,而後學業由漸進步,可以乘雲御風,遊行宇内。未至其時,《詩經》託之夢境,《列》、《莊》説以神遊。其實飛相往來,遇物無滯,不假修持,衆生皆佛,《楚語》所謂「人能登天」是也。《大學》學説,在人、天之交。 屢詳《大》、《中》講義,此從略。 「人學」重在行,必俟諸百世以後;「天學」首在知,洞悉於寸心之間。《論語》謂「知不如好」, 如顔子之好學。 「好不如樂」, 《齊詩》説「上方樂爲天堂」。 「未知生,焉知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皆謂「天學」不易知,知之亦不能行。然學問之途,又不能不示人以登峰造極之境地,故《大學》以「知止」立標,而後日之程功,則又層累幽深、顯豁無隱。非至聖哲想周至,孰能與於斯!
物 物包天人。《中庸》:「萬物並育不相害」, 「體物不可遺」。又「怪物」、「神物」皆在所包。 有本末, 《論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事 定、静、安、虚、得。 有終始。 《易繫》:「原始要終 注 。故知死生之説。」
知所先後, 「先後」,即定、静、安、虚、得之次序。「知」,則「天學」思想也。
則近道矣。 「道」,天道也。道家學説從此出,非宋儒所謂「道學」。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至 先正其心。 下文合「正心」、「修身」爲一,共計四傳。可知《大學》古本以此爲「人學」之綱。
欲誠其意者, 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九字,「誠」統定、静、安、虚、得五目。據《中庸》但言「誠」,所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意」、「正心」二名詞相仿,「誠意」與「誠之」無别。 先致其知, 即上文「知止」、「知所先後」之「知」。蓋上言「人學」貴行,此言「天學」貴知,先行後知。宋儒「人」、「天」顛倒,先知後行。 致知在格物, 「格」即《帝典》「格于上下」之「格」,「上下」者,天地也,即物。 物格 「格于上下」,即《吕刑》 「絶地天通」,《左傳》:「顓頊以下,德不及遠。」 而後知至, 惟天地扞格不通,故賴知以推測之。
知至而後意誠。 此解知止而後定、静、安、虚、得。○「至」爲「至人」,即「至善」。《中庸》詳「至」字,又詳「至誠」、「誠者」。此下删「意誠而後心正」句。
心正而後身修 至 國治而後天下平。 古本僅此四傳。○全球統一,乃爲「天下」。
自天子 「人學」之帝王。○《詩》:「媚于天子。」 以至於 由「人學」上推。 庶人 「天學」之「至人」、「真人」。○《詩》:「媚于庶人。」 壹是 綜括「人」、「天」。 皆以修身爲本。 《大學》四傳,首修身。《中庸》九經,首修身。據此可知,修身以上,不宜更加四條目。即所謂「誠其意者」,古本亦緊接經文而不列於傳。
鎔案:此《大學》綱要。五譯《大中演義》,標題明著,分劃「天」、「人」二學,朗若列眉。程功次第,有徑可尋。「人學」由身家以至天下,乃泰皇統一之世,即《尚書皇道篇》之盛軌,《中庸》「百世俟聖」,待人後行是也。「天學」知至而後意誠,即知止而後定、静、安、虚 注 、得。乃《詩》「鳶飛」、「魚躍」,察乎上下;《易》「精氣」、「游魂」,鬼神情狀之理;《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是也。五譯蚤年始基宋學,繼知於孔經大道,無關其體之微,徒以「誠」、「正」幽渺,令人莫測端倪,便爾信口雌黄,侈談玄妙,無本之水,涸可立待,反覆翻瀾,愈增潦濁。咀嚼蔗渣,無味也。即以《大學》論,原本與《中庸》編列《戴記》。自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大學》篇賜新第王拱宸等, 後又以《中庸》賜新第王堯臣等,南宋高宗亦嘗御書《中庸》。 以其學能治國,故時王以之期望新進。程、朱繼起,益加表章,是不過趨承風氣,迎合時尚,以謀捷徑耳,非有真傳卓解發明聖學也。二程以舊本頗有錯簡,明道定本, 首「《大學》之道」,至「近道矣」,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次「邦畿」三節,次「欲明明德」至「未之有也」,次「此謂知本」二句,次「誠意」章,次「修身」、「齊家」、「治國」三章,次「所謂平天下」至「僇矣」,次「聽訟」章,次「殷未喪師」至末。 既較《注疏》本不同,亦與《唐石經》次序有異。伊川定本,即今本,經一章、傳十章,然無「格致」傳也。朱子補傳,爲蛇添足,益增魔障。當日黎立武撰《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立論多與朱子異。又元景星撰《大學中庸集説啟蒙》二卷,亦較朱子頗有出入。程氏門人,歧爲數派。 説並見《四庫提要》。可見當日《大》、《中》爲時王所重,士之研究者,不乏其侣,各有意見不同。 是《大學》篇次,程朱本未足信也。考杜佑《通典》十三卷引《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八句, 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止。 據此,則唐時《大學》古本如此。《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總括《大學》宗旨言之。 不云「身之本在心」。 五譯《演義》所斷,與此合符,殆神助天牖之歟!惟韓文《原道》引此節,用十句,則加入「正心」、「誠意」二句,然下文云「今也欲正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不言「誠意」, 蓋「正心」下無功夫。「誠意」爲「天學」,即《中庸》所謂「誠者」,實在「平天下」後。 必爲改羼之文。 删去「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與「而誠意」三字,便簡直通貫。 蓋《原道》一篇,其堯、舜、禹、湯列聖相傳之説,即宋儒「道統」之根據。因舉「正心」、「誠意」二句, 「誠意」章即「天學」。究竟心意不相連屬。 羼入韓文以植基礎,而《通典》所引,原文具在,作僞之跡,不攻自破也。况「格致」本無傳,他書亦不引用其名辭,二程誤爲解釋,朱乃竊取其義,點竄《堯典》。魚目混珠,僞同張霸之《百兩》,污衊經傳,罪在萬世也。
即以《格致傳》而論,所謂「即物窮理,求至其極」者,不過小子多識,《内則》教養童蒙之事。《通典》「大學爲上庠」,「大」讀爲「太」,乃京師帝學,何得仍用家塾黨庠之學課?《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儀 注 、上下之位。」是大學之教,乃關於家、國、天下,政治典禮之學,不必於凡物之表裏、精粗,用力窮究也。 「格致」乃童蒙之學。 伊川謂:「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 《全書》十九。 縱令於物豁然,叩以宰相事業,而心之全體,仍歸無用,烏見其「全體大用無不明」乎?唐以前,學重力行;宋以後,學重致知。當佛教盛行之世,談理學者大抵出入禪門,又復恥與雷同,肆口闢佛,然冥心思想,徐俟貫通,莫非禪家之寂悟。 戴東原曰:「朱子注《大學》,開卷言虚靈不昧,頗涉異學。」 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究之學術空玄,難徵實用。 先知後行,實爲衆生顛倒。 終身窮理,莫救南宋之偏安;萬人致知,難恢中原之土宇。故自古理學之盛,莫若兩宋,而喪邦亡國之慘,亦莫若兩宋。前有洛、蜀、朔黨之争執, 理學之中又分黨派,器量狭隘,同類自殘。 置國事於不顧; 東漢之季,黨人與宦官争;唐牛李之黨,以邪正争;清流之黨,與權奸争。若同爲君子而亦分黨,可謂不顧大局,不知愛國。 後有五十九人之黨錮,以僞學而戾時。國家養士百年,所賴於君子者,欲其保治安而濟時艱也。乃神宗變法圖富强,而理學家拘守宗制,不與贊襄。元祐之間,理學可謂得志也,而三黨内訌,無裨於國。 新法既罷,黨派復起。 其後新舊互相傾軋, 舊黨無功,僞新黨起而蠹國。 而徽、欽北狩矣。南渡之後,淳熙、紹熙之際,亦嘗以道學爲美名,甚望君子之儒起而匡救,乃朱熹上封事於孝宗,首謂「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夫如其所言,必使人主苛察瑣細,不得大體,見指失臂,國勢斷無富强之望。理宗初年,追贈朱熹太師;淳祐元年,詔周、張、二程與朱子並祀孔廟,以倡天下。當時「格致」之學,可謂大行其道也。昔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足以沼吴;南宋理宗以後三十年尊崇理學,縱不能恢復中原,當亦可以立國,乃元寇大至,瓦解播遷, 元伯顔以帝及太后北去。 厓山海陵,千秋飲恨。理學家成敗之驗 注 ,概可覩矣。 明代不鑒覆轍,恪遵《朱註》,迨滿清入關,猶北宋被逼於金,南宋被滅於元也。
此何以故?蓋聖學由人而天,必先行而後知也。「人學」重在實行,所以立天下國家之準;「天學」不能驟企,惟當深知其理,自有卓爾而立之時。《中庸》孔子答哀公曰「人存政舉」,即謂行也。「達道」、「達德」,安、利、勉强,九經之目,總期於行。生知、學知、困知,皆知天之學。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謂能知「天學」,自有從容中道之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人學」責重在行,明辨篤行,愚柔必奮,孔聖之言,分割人天,固明明告語矣。《中庸》人天合發,由中國及蠻貊,至於「血氣」、「尊親」,乃「人學」能行之竟境。其卒二章曰:「知天地之化育」,「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則「天學」但知其至而已。《易繫》:「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知一。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説」, 知二。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知三。 此三「知」字,正謂「天學」高遠,雖不能行,惟貴於知。《孟子》:「知其性則知天。」 可見「性」爲「天學」。 《莊子》:「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大宗師》篇。 皆謂「天學」惟在於知,非若「人學」務在實行。是故孔子曰:「我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即謂「人學」當先行於世,「天學」則暫託空言而已。《論語》孔子誨由以知,即「知生」、「知死」、「知天」之學也。聖門之學,人、天别等,先行後知。傳記之中,證據確實,並不矯爲玄妙,令人鑽仰無從。宋儒誤談孔學,專重「致知」,必即已知之理,益窮其極,搜神揣鬼,耗竭心思,終歸泡幻。夫廢寢廢食,思不如學, 即不如見諸行事。 孔子嘗言之矣。宋儒先知後行,顛倒人、天之學術,誤認《大學》「格物」爲「致知」之始事,欲即凡天下之物,貫澈其表裏精粗。綜其流弊,厥有二端:一以童蒙之學,責之君相。夫小子多識艸木區别,聖門淺近之提撕,不過爲童子小成之始業。至於成均國學,自當鑽研絜矩,以求居中馭外之治術,此大學所以異於小學也。宋儒樂觀小道,徒以觿 之講習,終身誦臧;則耄年老宿之學術,僅僅物名、物理、數與方名之事,何能爲大受之君子乎?其弊一。一以天界之學,行之人世。夫天堂上方,世界極樂, 翼氏《齊詩説》。 顔氏好學,欲從末由。正以「天學」難躋,必俟「化人」、「神人」之自得。宋學根原,始於華山陳摶。摶見太宗,奏曰:「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君臣同德興化,勤行修鍊,無出於此 注 。」是摶亦謂國家天下之「人學」,不可以天道之渺茫,混雜其間。宋儒變本加厲,欲以虚冥之理學,施用於世,矜德化,鄙富强,挾持無具,將以禦北狄之外患,猶雀以一葉障目,而謂彈者不我見也,國焉得不覆滅哉!其弊二。先知後行之失如此,學説有差,害心害政。自恪遵朱注之令,沿襲已久,不悟其非,迄今而外患益棘,若不改圖,恐較宋明亡國之禍,更有甚焉者也。五譯謂「人學」重行,在先;「天學」重知,在後。「人學」之《春秋》、《書經》,切用於今時;「天學」之《詩》、《易》,待用於後世。《大學》剖劃人、天之界,「明德」、「新民」二公之政可以行;「知至」、「意誠」,上天之理在於知。《中庸》「至誠無息」,「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從容中道。 雖知亦聽其自然,無庸勉强。宋儒欲以所知,施之治國,捕風捉影,終歸虚幻,宜其無實效也。 荆公嘗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 將安用之哉!
《大學》十二引《書》, 全爲「人學」。 十二引《詩》。 通於「天學」,由人企天。
《中庸》十五引《詩》。 全爲「天學」。
鎔案:《大學》、《中庸》,舊在《戴記》編中。《戴記》本爲六經傳説,不專爲一經立言也。六經有人、天二派,故《大學》、《中庸》所引《書》、《詩》,即人、天之標目,而後儒修業之階梯也。《大學》引《書》兼引《詩》,示學者由人企天之等級。《中庸》引《詩》不引《書》,示學者意逆上達之功。修《大學》,講求於國學,是之謂「大」;推以治全球之天下,則尤大也。「人學」既備,進研「天學」,切磋琢磨,道盛德至,則其學大之極也。《中庸》引《詩》,始於「鳶」、「魚」之察天地,終於「無聲無臭」,其於「天學」,明澈之至也。分途致力,先行後知,學理雖深,程功有次,不容躐等而躋者也。參觀《戴記》諸篇,多言「人學」,惟《閒居》一篇,始見「天倪」;《祭法》三篇,感通鬼神,均與《大學》、《中庸》之旨互相發明。究之可行者行之, 人學。 不可行者, 天學。 知之而已。宋儒提《大學》、《中庸》,附之《論》、《孟》,以《論語》爲孔學言行録,以《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 取《中庸》卒章「可以入德」之説。 以《中庸》爲用之不盡之實學。 實則不虚,與「天學」相反。 津津斯誼,務求了解於一心,不恥躬行之不逮。《或問》辯析天日晦闇,以爲此孔門理學之根原也,不知《史》、《漢》、《儒林傳》詳記經學之傳授,初無所謂「理學」也。 聖門諸儒,亦不立「理學」之名。 宋儒抛擲經恉,侈談虚理, 直如兩晉之清談誤國。 摭拾孔書字句,支離推闡, 字句不勝枚舉,是以宗派不一。 惟恃口舌之争,不求功勳之樹,道其所道,盡失《大學》、《中庸》之本義,顛倒人、天之次序,寅食卯糧,不留有餘於後世。且使學者眯眩拘迂,終身求貫通而不得。甚矣,宋學之作霧迷人也。
五譯謂「先知後行,顛倒人、天,難徵實用」。或且爲宋儒辯護,以爲「誠意」、「致知」詎非聖學?竊以宋學之無效,往事之可徵者,商君、荆公之時代是也。商君初見孝公,言帝王之術, 即《書經》、《春秋》之旨。 孝公厭聽思睡;繼言霸者彊國之術,孝公大悦,遂行新法。其時秦無異學阻撓新政,其謂新法不便者,大抵膏粱紈袴庸碌之輩;而民間俊秀,以新法尚軍功,莫不奮起效用,覈實奏能,此商君之法所以卒底富彊而成帝業也。荆公之世,諸儒厭注疏之煩,際六朝辭賦駢縟之後,新發明一種空言説理之學派,避難就易,黜伯崇王,結黨牽制,以致新法無功,國亦不振。不知伯乃皇、帝、王之佐,等级尊卑,大小一貫。皇以羲、和爲二伯;帝堯以舜、禹爲二伯;帝舜以禹、皋爲二伯;殷王以西伯、微子爲二伯;成康以太保、畢公爲二伯; 以上《書經》説。 周初以周、召爲二伯; 《詩國風》説,《公羊傳》説。 衰周以桓、文爲二伯。 《春秋》説。 天地一太極,一物一太極。 宋儒亦講太極,但勘理未透,故無實用。 太極兩儀,非二伯之義乎? 《易》始「乾坤」,即二伯之象。 商君專行伯術,後世可以爲帝王;宋儒舍伯而言王, 王以司馬、司空爲二伯,無伯則獨夫耳。 不明經義,徒事空談,故鄙荆公新法爲急功近利,欲以王道仁義感化遠夷。 此孝公所睡弗聽者,神宗嘗諭明道曰:「卿所言,乃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能知而不能行,聽天命而不務人爲,有元首,無股肱,致使二宗、帝 北狩不還,端宗、帝昺求爲匹夫而不得。學術乖謬,其害至於如此。矜語《大學》,而不知學之何以大。此荆公之不幸,亦宋室國家人民之不幸也。 此宋學不行之實證。
《内經》天人四等名詞表
節録五譯《孔經哲學發微》
《内經》舊以爲醫書,不知其中有「天學」,詳六合以外,有「人學」,詳六合以内。故《病能》篇末有曰「上經」、「下經」者, 義與此篇不相屬。 《易緯》文也。「上經」者,言氣之通天,爲「天學」; 「下經」者,言病之變化,爲「人學」。區别界限,不容溷雜。此《内經》所以爲「天人合發」之書也。其全元起本所無,而爲王啟玄所補者,如《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共七篇。發明五運六氣、六甲五子之説,校《詩緯》尤爲精確,不可移易,當爲《詩經》師説。其中惟論疾諸篇,乃爲醫學專書。 《上古天真論》「真人」、「至人」,爲《楚辭》之師説,專爲道家神仙去世離俗之所本。讀《内經》而後《楚辭》之本旨明。下二節爲《尚書》、《春秋》師説,上二節爲《詩》、《易》神遊之學。爲六經之綱領,故特爲提出以爲標幟。知此而後孔聖天、人之學乃得而明也。
鎔案:此段提論《内經》之大要,乃人、天學説之交際,造詣之等級。五譯列表具説,分劃詳明,改作孔經正傳,指示界限,無所隱蔽。俾學者了然於目,灼然於心,知所致力,以勵前修。家國賴其經猷,太虚俟之異日。故「天學」之皇,緯所謂天皇大帝,居太一紫宫,爲《論語》之北辰、《史天官》之中宫、《淮南》之鈞天,即紫微垣也。「天學」之帝,緯所謂「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月令》之四帝,《史天官》之四宫是也。不言王伯,以此例推,帝主四時,時主三月,《春秋》三月有王,天有十二次,即十二王。 《春秋内事》:「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居也。」 其餘列宿爲諸侯。孔經「人學」典制,取法於天,故曰「知我其天」。又無言之教,天、人一貫。孔學雖高,周行示我,萬不窮幽鑿渺以惑來者。乃信堯舜傳「道統」者,類以《内經》一書爲軒轅黄帝之遺。夫草昧時代,民物睢盱,學術無所發明,世局猶然部落,安得坐明堂而觀八極,問天師而闡玄言?况結繩闕文, 《易繫》「上古結繩」,爲字母拼音;「後聖書契」,即孔經古文。若謂書契爲倉頡古文,當云「上古聖人」,不當云「後世聖人」也。 數音一字,雖有「譜牒」之史記載年數,而百家不雅馴之文,薦紳先生所不道。可知其時之簡牘,不過如《黑蠻風土記》,樸野譾陋,徒資笑柄,安能暢洩天地陰陽之蕴?即大撓干支,僅如《爾雅》所稱「閼逢」、「旃蒙」、「困敦」、「赤奮若」之類,豈有五運六氣, 近於性命,性命爲「天學」。 上下經緯,應時覘候,説理如此精奥者乎?人體結構,筋絡藏府,經西人解剖察視,諸哲家之揅求,可謂詳盡矣。然形質粗頑,尚不識氣化流通之妙。《内經》就人一身,發揮義緒,啟符闡珍,窮理達化,既爲孔經天下一人之例,又《中庸》以人合天之學也。黄帝之世,神農雖識草味,肇始醫法,斷不能以人身五藏爲《洪範》五事之先導, 《内經》出於六經之後。 而喜怒哀樂,又豈能貫於中和位育哉!故《黄帝内經》當爲「皇帝」之書。《莊》、《列》所引黄帝諸説及《黄帝》篇,皆合於道家之旨,即「皇帝」書也。黄、皇古通。董子:「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又曰:「軒轅直首天黄, 他本作「皇」。 號故曰黄帝云。」故《内經》一書,純言大化,乃《書經》、《詩》、《易》仰鑽之階級,爲孔門七十弟子所傳述,非古之皇帝實有此丕焕之文章也。學者博覽載籍,須知孔子以前無著作,六經而外無文章。諸子累累,皆闡孔義,若《竹書》、 紀年始於黄帝、二高,與《大戴帝德》孔子答宰予問合。 《夏小正》、 《史記》: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老子》、 《經典釋文》 道經在孔經後。 《管子》 六千里侯,非春秋所有。 等書,世代姓名在孔前者,大抵後儒寄託,故説理莫非經支也。五譯識解卓絶,引子證經,闢國萬里,包孕宏多。乃以經爲史之輩,甚且謂古史皆經,是好學而不深思,甘爲淺見者流也。
《樂》。王伯之樂,中國略有彷彿。 《樂記》:武王「武樂」、「六成」爲王樂;齊音敖辟喬志,爲伯樂。 皇帝之樂, 《樂緯》:黄帝之樂曰《咸池》,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 中國無此世局。 皇一統五帝五方。 其人未生,空存其説以待之。 待其人而後行。○樂有大樂、小樂之别。凡言「大」、言「至」、言「無」者,皆爲天樂。
附《大禮》。禮爲别,樂爲和。 説詳《樂記》。
鎔案:孔子周遊以後,反魯正樂,親與師摯諸伶考究宫懸,審定音樂。故堯石八諧,獸則率舞;舜簫九奏,鳳乃來儀。子貢謂禮樂德政,百王莫違,則孔子之樂,已與簣桴土鼓,迥不相侔矣。後世帝王德盛化神,擊球拊瑟,自能感通萬類。墨家非樂,乃譏康樂淫靡,厚斂病民,荒嬉廢業者流,爲國大病。非譏天地之中聲,盛世之元音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卧; 古樂。即《尚書》稽古堯舜之樂。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 子夏曰: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均天下。以父子君臣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此之謂德音。非若新聲溺音,獶雜子女,不知父子。然則墨之所非者,必溺音也。晉師曠鼓琴,能易寒暑,召風雨,清角清徵,玄鶴下舞;鄒子吹律,寒黍生春。《列子湯問》篇:鄭師文學琴於師襄,以五音感召五方之氣,襄曰:「微矣,子之彈也!顧此皆人世之樂爾,未聞天樂也。」
《莊子天道》篇:「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此足證孔經有「人學」、「天學」,故子家有人樂、天樂之别。人樂以治人,功成作頌,感通鬼神。《周禮》大司樂諸伶所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六律、六同之和,人樂極爲詳備。《莊子天運》以《咸池》之樂爲至樂、天樂, 則《樂緯》六代之樂,黄帝乃天帝,與《大戴》、《月令》相符。 其作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其説窈冥玄遠,難以揣度。惟《樂記》有曰:「地氣上齊, 讀躋。 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矣。」 上段以天尊地卑爲禮之别。 故大樂與天地同和。 大禮與天地同節。 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 《禮閒居》篇曰「無聲之樂」,引《詩》「夙夜基命宥密」爲證。説以「志氣不違、既得、既從、既起、日聞四方」,是則太音希聲,感而後動,冥漠相洽,變化自然。「故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心定而王 注 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言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莊子天道》。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此爲大樂。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樂記》。 人能直養浩氣,充塞宇内,虚静恬淡,寂漠無爲,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則喜怒哀樂與穆清之氣相感應,未發而中,中節而和,際天蟠地,契洽神明,窮高極遠,參兩太初,樂之至也。
古有秦火經缺、《樂經》獨亡之説。不知秦火不焚孔經, 但焚百家語與六國史。説詳宋王氏《野客叢談》、蕭參《希通録》。 《樂經》實尚存也。蓋宫商工尺,譜記流傳,人情殊尚,久必變更。孔聖慮遠思深,求所以傳之永 ,乃以《樂經》附屬於《詩》。自反魯正樂,商定《雅》、《頌》,《關雎》之始,洋洋盈耳。《論語》具有明文,聖言可徵矣。《尚書》命夔典樂,帝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可見《樂經》在《詩》,《帝典》已存定案。《樂記》師乙論樂,歌用「六詩」;《左傳》季札觀樂,歌徧全《詩》;《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一部葩經,皆樂章也。《儀禮》:堂上歌《詩》,堂下作《樂》。詩詞音均,協律合拍。伶工按節次第,自爾聲奏鏗鏘。此如樂府,詩章旁注工尺之符記。後人歌詩用樂,亦可以五聲七音,諧合風雅。故六經止五經,猶《周禮》六官止五官。 「六穀」止「五穀」,以稻統稷。 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化六爲五,由五推六。六如皇制六相,五爲帝制五方。由帝上躋爲皇,故《帝典》包寓皇道。天地四方,分之爲六,合則爲五,經所以由人而企天也。《樂》存於《詩》,理精義確,不必取大司樂諸職,以爲官存而樂自在;不必取《樂記》一篇,遺改傳爲經之誚;更不必河間補作《樂記》,犯擬經誣聖之嫌。則太息竇公、制氏不能傳經者,可以自悟其非矣。
《詩》。 神游學。 如仙家之嬰兒鍊魂,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飛昇,脱此軀殼。 《易經》則能形游。 《詩》故專言夢境、 託之夢游,以明真理。 魚鳥上下。 莊子夢爲鳥而戾天,夢爲魚而潛淵。 《内經靈樞》《素問》、《山海經》、《列子》、《莊子》、《楚辭》、古賦、 如宋玉之《高唐》。 《游仙詩》,各書以爲之傳。 當引各書以注《詩》。
鎔案:《詩經》之學,惟《齊》、《魯》、《韓》三家爲有師承。《毛》則大小後起,編什作《序》,顛倒次第。 《國風》當從《左傳》觀樂之次。 割裂《周頌》,增多《小雅》,不待智者而識其舛矣。班《藝文志》言《詩訓故傳》,「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而獨以《魯》爲近。《魯詩》傳自申公,後鮮述者。《韓》之《外傳》專録時事,斷章摘句,大義湮沈。惟《齊詩》「四始」、「五際」,屏去人事,專主緯候之説。性情、律曆,發明於翼氏者, 説在《漢書翼奉傳》,侯官陳氏爲之注釋。 博大精深,爲淺見寡聞所畏避。蓋《詩》主「天學」,翼氏斯爲得之,猶《書》主「大統」,惟騶子爲能言之也。聖門經學,本有精至獨到之誼,尋常誦習,《書》則虞,夏、商、周歷代政治而已;《詩》則鳥獸、草木,小子多識而已。但行遠自邇,陞高自卑,由漸驗推,必以《書》治全球,《詩》言天道,而後爲中人語上之學。否則皮毛粗淺、不過佛學之「下乘」也。《論語》「下學上達」,階級迥分兩等。特可與言《詩》如商賜者,不可多得,故珠玉希見。翼、騶而外,言《詩》、《書》者,不啻披沙揀金,渣滓多而精液少。五譯據翼氏之恉,證之《中庸》,見其引《詩》不引《書》,斷《詩》爲「天學」,雖非常可駭,有如《公羊》之義,然鉤沈起墜,正所謂「温故知新」,聖人所望也。載籍之足證此誼者,《内經》《靈》、《素》,大旨醫學,然詳言人之形氣與天感通,即《列》、《莊》「天和」、「天倪」之旨。蓋「天學」之梯航,道家之津梁也。故《營衛生會》、《九宫八風》、《上古天真》、《生氣通天》等篇,抉理精玄,皆《詩經》之師説,游行六合之基礎。《齊詩》説「五性」、「六情」,即「五運」 「六氣」, 《内經》詳哉言之, 後有詳説。 反覆推勘,全屬《詩》傳。證一。《山海經》,舊以爲大禹治水,主名山川,益所記載。夫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跡不如此廣遠。其中山配列宿,神主諸嶽,明明星象天神,非人世間所有。正如《詩》之《崧高》「維嶽降神」。梁山, 《爾雅》:「大梁,昴也。」 與天地相印也。所有帝王卿相諸人名,當以翻譯例説之。又《山經》以《南山經》始,即《詩》始二《南》,《大雅崧高》四方四篇,首南也。次《海外南經》、《海内南經》,即《小雅》「節彼南山」、「信彼南山」也。終以《大荒東經》,《魯頌》「遂荒大東」之義也。詳記草木鳥獸,《詩》之多識也。經首尾多引禹説, 因此人以爲禹益之書。不知《詩》言「天學」,故禹有神禹之目,非若《書經》之伯禹、禹王、帝禹、大禹也。 即《詩》「禹甸」、「禹績」、「禹敷下土」,以步地歸之禹也,證二。《列子》、《莊子》,舊謂二書迂詭恢誕,等諸存而不論之列;考《列子》引穆王與「化人」遊之事,又謂覺 注 有八徵, 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 夢有六候,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説與《周禮》「占夢」同。 即《詩》神遊之境,及太卜 注 占夢之説也。《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景」, 古「影」字。 景由形生,猶之神由心生也。 《内經》:「心者,君主之宫,神明出焉。」謂腦海也。 莊周夢爲胡蝶,周與蝶兩不相知, 如《列子》蕉鹿夢之境。 是爲物化。即説《雅》詩:「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託神遊於夢。 具曰予聖, 《大學》「知止而後有定」爲聖人。 誰知烏之雌雄。」 不知周之夢爲蝶與?蝶之夢爲周與? 證三。 《楚辭》意義重複,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爲始皇所作《仙真人詩》。采《風》、《雅》之微言,以應時君之命。史公本《漁父》、《懷沙》二篇,爲《屈原列傳》,後人因以《楚辭》歸之屈子,誤矣!考《遠遊》「周游六漠」, 《易繫》「周流六虚」。 即《詩周南》「輾轉反側」之義; 《莊子逍遥遊》、《知北遊》,亦取此意。 《招魂》、《大招》,「招」即《召南》之「召」, 「召」、「招」古通。 「魂兮歸來」, 即「之子于歸」。 「于」篆作「亏」,近「云」。《韓詩》「聊樂我云」,「云」字作「魂」。 他若「未見君子」,魂未歸也;「既見君子」,魂已歸矣;「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招之之詞也;「之子歸,不我過」,魂已歸去矣。全《詩》與《楚辭》吻合者甚夥,且體裁亦與《詩》相符,證四。古賦《高唐》一篇,發明巡狩方岳,外牧來朝之義。五譯注釋甚明,非若舊解之穢褻也。「薄言寢夢」,符合《詩》旨。寓言寓意,寄想遥深,不可拘跡象以求之,故全《詩》無一真男女涉想淫穢者,邪説汙經,最爲大罪!即神女、登徒,亦《詩》餘意。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而司馬《大人》,實因帝好仙道,摛藻陳辭,讀之飄飄有凌雲氣,殆得於《詩》恉之遺歟?不然無因而創,自尼山以來,見亦罕矣!證五。《遊仙詩》作於晉何敬宗、郭景純,援引王喬、鬼谷、赤松、浮丘、洪崖、容成、安期、靈妃、姮娥古仙人之屬,高蹈風塵,放情淩霄,皆天上仙境也。李善注云:景純《遊仙》即屈子之《遠遊》。然則敬宗之詩,亦同調也。大凡音韻之文,肇祖二《南》,何與郭去古匪遥,殆有得於《詩》恉而云然歟!證六。五譯謂此諸書,皆《詩經》之舊傳,見方采拾墜緒,補爲《詩》注,盛業不朽,其在斯乎!
自孔子没,微言絶,經中奥旨,寖以乖違。如往昔注家意見,《詩》采歌謡,《易》存卜筮,已等諸無足輕重。《春秋》魯史,《尚書》古史,僅適用於中國君主時代。迄今海外大通,地廣世變,政主民憲,經制狹隘,無以爲法於後人。故《民約》盧梭,將起而奪俎豆也。五譯以《書》爲大統,包舉全球,《弘道》成編,足供考鏡。又以《詩》、《易》二經爲大同以後、民物雍熙,相與合力精進,研求上達之學術。顧《詩》無方體,變動不拘,《論語》「小子學《詩》」,所以立初學之根柢;「切磋」、「素絢」,譬喻又極玄微,淺者極淺,深者極深,《孟子》「意逆」數言,最得説《詩》之三昧。惟其恉義弘遠,故諸家解説大抵盲猜。《韓詩》始爲瑣碎,《小序》尤屬支離, 非子夏作,乃衛宏、謝曼卿僞造。 毛氏昧於淵源,鄭氏從而傅會。其餘自《鄶》以下,惟解釋名物,諸本尚不失多識之義耳。若朱子《集傳》,三經三緯,稱名「六義」,牽合《周禮》「六詩」,不知即《樂記》「六歌」也。 解詳《周禮略注春官太師》。 且誤讀「鄭聲淫」一語,遂解《鄭風》二十一篇,淫詩至於十之七。夫《同車》、《蔓草》,列國名卿賦於壇墠,率皆拜嘉見許,不聞貽譏。蓋鄭聲者,溺音也,《樂記》「鄭音好濫淫志」是也。《論語》「惡鄭聲,亂雅樂」,「放鄭聲」,則《韶舞》聲之淫者,乃音樂過乎節度, 如久雨爲淫雨。 非謂《鄭詩》淫也。《小序》起於東漢之初,説雖支節,猶謂「《狡童》刺忽」、「《蹇裳》思正」、「《大路》、《風雨》,思君子也」,尚不敢以淫詞目《詩》。朱子則先有淫意,逆志害辭,且由《鄭》而殃及於《衛》。豈知聖經垂後,並不涉男女之私情,如《關雎》之三,樂而不淫,聖評較著矣。 樂哀,當從《齊詩》説,上方樂,下方哀。 乃《關雎》則文王思后妃,輾轉而不寐;《卷耳》則后妃望文王,吁嗟而有懷。不念「無邪」之論,徒生訓而望文。當日黎立武 宋儒。 論《詩》曰:「少讀箕子《麥秀歌》,惄焉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淫心生焉。怪而自省,一則生忠心,一則生淫心,何歟?解《詩》者之故也。」是朱《注》初成,當日已見譏大雅。五譯撰《胡玉津先生詩緯訓纂序》,辭而闢之,蓋《集傳》之説,文不雅馴,正史公所謂「薦紳先生難言」者也。
《翼氏傳》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 《集傳》誤解「情性」,以爲男女之情。 五性不相害, 張晏注:「五性,謂五行也。」 六情更興廢。 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 觀性以曆, 曆謂日也,即十日十干。 觀情以律。」 律,十二律也,見《月令》。 律曆迭相治, 《内經》下加上臨。 與天地稽。 天干地支。 《匡衡傳》引《傳》曰: 《詩經》傳説。 「審好惡, 《翼氏傳》:「北方之情,好也」,「南方之情,惡也。」 理情性, 「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惡行廉貞,寅、午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此以十二支爲六情,可知五行十干爲五性。 而王 讀作「皇」。 道畢矣。」 「人學」既終,方可進求「天學」。 下引《中庸》「盡性參化」一章解之。據此,所謂「性情」,乃指天地干支而言。天有十日,記以十干;地有十二月,記以十二支。《樂緯動聲儀》:「天效以景, 下闕「日也」二字。 地效以響律也。 《月令》十二律。 天有五音, 分五方,通五行。 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日,十日,十干;辰,十二辰,十二支。 《月令》:春,木德,其日甲乙;夏,火德,其日丙丁;秋,金德,其日庚辛;冬,水德,其日壬癸;季夏,土德,其日戊己。五德五行,是爲「五性」。董子《繁露五行順逆》篇:「木者春生之性」,下四行不言性。《春秋鉤命訣》:「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五性」通於十干,合則爲五,分則爲十。至於「六情」,則翼説已有明文:分四方上下,其情則好惡喜怒哀樂也。 此六字,《詩》中屢見。 天以十干下加於地,爲五方;地以六律上應天之十二躔次,爲六合。故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内經》「五運六氣」之説,盈千累萬,言之甚悉,即解此「性情」之義,莫非《齊詩》傳説也。《論語》「性不可得聞」,即謂《詩》學深邃; 「性」,非性理之謂。 不言「情」者,言「性」以賅「情」也。《詩》之言性情者,「五日爲期」、「六月 月譌作「日」。 不詹」,是其起例。《陳風》「洵 讀作「旬」,十日,合爲「五性」。 有 讀「又」。 情兮」, 「六情」。 《邶風》「吁嗟闊兮,不 讀「丕」。 我活兮」, 活,生也,指性言。 謂天地廣大,有十干,在天爲十日,在地爲九州十子。 説詳《皇帝疆域圖表》。 「吁嗟洵 讀「旬」。 兮,不 讀「丕」。 我信兮」, 信,通伸。 謂天有十日在上,地有十二律在下,鬱而必伸也。此《詩》言「性情」之明文也。《白虎通》:「情者,静也;性者,生也。」《邶風》「静女其孌, 地支十二,女主静。《史律書》:十母、十二子。 貽我彤管」, 十二管還相爲宫。 《小雅》:「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太玄》:四與九爲友,謂庚辛也,爲十干之二。 即情静、性生之説也。推而言之,「五豝」、「五豵」,喻十日,爲一旬。 在地爲九服,萬里。 「五紽」、「五緎」、「五總」,喻十五日,爲三候。 在地爲十五服。 「十畝之間」、「十畝之外」,間之外四方,皆十畝,即三十日, 在地爲三萬里。 《老子》「三十輻共一轂」是也。《周南》十一篇,爲「五性六情」之數,即《内經》「五運六氣」之起文。班氏《律曆志》引《傳》曰: 《詩經》傳説。 「天六地五, 以干支之陞降氣交言。 數之常也。天有六氣, 《内經》六氣:子、午少陰,丑、未太陰,寅、申少陽,卯、酉陽明,辰、戌太陽,己、亥厥陰。 降 言降即有陞。 生 性者,生也。 五味。 《月令》:五味通於五行、五音、五色。 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干支和合於地中。 而民所受以生也。 人受之以爲性。 ○《左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故日有六甲, 天氣下降。 辰有五子, 地氣上躋。 十一而天地之道舉矣。」言「五性六情」、干支在天地間,終而復始,故《詩》之十篇應十日者五國,共五十篇,爲五旬。《鄘》十日,《柏舟》甲己,土運;《衛》十日,《淇澳》乙庚,金運;《王》十日,《黍離》丁壬,木運;《秦》十日,《車鄰》戊癸,火運;《陳》十日,《宛丘》丙辛,水運。五運在地,合爲五方、五行, 分爲九州。 即爲「五性」。《樂記》「五帝遺聲, 五方五帝。 商人識之」是也。 《鄘》居中,即宋爲商人。 《詩》之應月者六國:《邶》二十篇 注 ,爲少陽,司天;《鄭》二十一篇,爲厥陰,司天; 二風篇數多爲有餘,太過。 《齊》十一篇,爲太陰,司天; 《含神霧》:齊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 《唐》十二篇,爲太陽,司天; 唐處孟冬之位,當改作仲冬。○風爲平氣。 《魏》七篇,爲陽明,司天; 魏處季冬之位。 《豳》七篇,爲少陰,司天。 二風篇數少,爲不及。以《邶》、《魏》之有餘補之。 六風配合「六情」,在天。 有六司天,尚有六在泉。 《樂記》「三代遺聲, 齊孟春,寅;唐仲冬,子;魏季冬,丑。三正三王。 齊人識之」是也。 齊得夏正,爲齊人。 其餘《周》、《召》、《檜》、《曹》爲中央四風,在氣交之中,言人。《周南》「中谷」、「中逵」、「中林」、「室家」、「王室」;《召南》「居巢」、「澗中」、「在公」、「宫室」、「屋墉」;《檜》言「中心」三,《曹》言「四國」二,又言「周京」、「京周」、「京師」,皆謂中央之内。 《鄘》首篇「母也 召公司空主養。 天只, 六國司天。 不諒 讀作「丕亮」。 人只!」四國居中。○ 「中河」喻地中,「兩髦」謂周召之死,謂五國在泉不見。 《齊》首爲「蟲飛薨薨, 《周南螽斯》。 甘 中央土味。 與子 六甲五子。 同夢。 魂遊六合。 會且歸矣, 《洪範》:「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謂中央。 無 讀「憮」,大也。 庶 素王,大統。 予 同「與」。 子憎。」 讀「增」。 謂大統之素王,所增加之三才例也。 四益有《大雅合易上經三才表》。 然則五國在泉,爲天氣下降; 《詩》:「匪鳣匪鮪,潜逃于淵。」 六國司天,爲地氣上騰。 《詩》: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 干支陞降,而後相襲於中,此三才之道也。《内經》:「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又曰:「聖人之爲道者, 謂孔聖作經。 上合於天, 《詩》六國司天。 下合於地, 五國在泉。 中合於人。 四國居中。 故天氣下降,氣流於地, 十干降地,辰有五子。 地氣上升,氣騰於天, 六氣陞天,日有六甲。 高下相召,陞降相因, 中央和合。 而變作矣。」 氣交變説。 是以《唐風》十二篇,正應十二月;《豳風》「流火」一篇,四日起八干, 甲己化土,居中不見。 《六月》即六氣六合,干支備具。《緯》説有「四始五際」,「五際」即五運五性; 《氾曆樞》所云,别爲一義。 「四始」在寅申巳亥月,爲四時之始, 如《春秋》首時。 得六情之二,加上下辰戌丑未子午卯酉,即六氣六情也。《斯干》一篇,爲干支起例。生男子爲干,《孟子》「堯九男」,《吕覽》「堯十子」,皆謂干也。生女子爲支,《帝典》二女,舉零。經説天子娶十二女,即統有外十二州之義。舉其半爲六,即《帝謨》六律,《禹貢》六府,《周禮》六裔,《淮南》六合也。以上下四旁論,則爲《帝典》六宗,《皇篇》六官。《内經》:「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經傳以男女爲干支之代詞者,不一而足。《帝典》二十二人,《大誥》十夫十人,《杍材》 注 矜寡媰婦,《史律書》十母十二子,皆謂此也。故堯之九男二女, 《孟子》。 十子二女, 《吕覽》。 爲經中天下一家之符記。揆之「天學」,則十干分九天、九野;十二支爲日月躔次。道通天地,上下一貫,未可以宏大不經目之也。
據《齊詩》「五性六情」,《詩緯》「五際四始」,固皆指干支而言矣。學者由此鑽仰,何以希天而入神哉!《翼氏傳》:肝之官,尉曹,木性仁; 師古注:「肝性静,静行仁,甲己主之。」 心之官,户曹,火性陽; 注:「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 脾之官,功曹,土性信; 注:「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 肺之官,金曹,金性堅; 注:「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 腎之官,倉曹,水性陰。 注:「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 又曰:五行,在人爲性; 五性處内,御陽,喻收五藏。 六律,在人爲情。 六情處外,御陰,喻收六體。 性者,仁義禮智信也;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五常分五方,《詩緯》以邶、鄘、衛、王、鄭五國,處州之中,爲五音。《民勞》五篇,爲五民五極; 《邶》四風、 《谷風》,東;《終風》,西;《凱風》,南;《凉風》,北。 《崧高》四篇,分應四方,加中央,爲五詩之言。六情者,「《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已舉上下矣。其他「中心喜之」、「中心好之」、「逢彼之怒」、「在彼無惡」;《内經》言人身五藏六府契合於性情者, 分配干支。 其文連篇累牘,皆所以發明《詩》旨也。《白虎通》:「人稟陰陽而生,内懷五性六情。」《鉤命訣》:「性所以五,情所以六,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内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據此,可見人之性情,本具天地干支之運氣。 《左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修養在一己,即感通在天地。《論語》:「性不可得聞。」言性不言情,性屬天,舉天以包地。《中庸》:盡己之性,推之盡人、物之性,可參天地化育。即兼括「六情」在内。《孟子》:「盡心者知性,知性則知天。」《中庸》:「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皆中節爲和。致中和,天地位焉。」學者涵養一己之性情,得其冲和,陰陽無愆,疵癘不作,穆然與天地合德,久而道成,則神遊之境,自不慮從之莫由也。《周南》取義周遊,《楚辭遠遊》其傳也; 《召南》取義招魂,《楚辭大招》其傳也。 《詩》本靈魂之學,人由性情以進修,則卷之在身心,放之彌天地。吉夢維何?自爾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矣。
《詩》有通於《易》者:《文王》、《大明》、《緜》合於《乾》、《坤》十朋;《棫樸》、《旱麓》、《思齊》合於《否》、《泰》十朋;《皇矣》、《靈臺》、 《下武》合於《坎》、《離》十朋;《文王有聲》一章總結之。 列有《大雅合易上經三才表》。 《鹿鳴》十三篇 注 ,合於兩《濟》六朋;三《小》七篇,合於《咸》、《恒》十朋;《瞻洛》十八篇,合於《損》、《益》六朋;《魚藻》七篇,合於《震》、《艮》六朋;《菀柳》十一篇,合於《巽》、《兑》六朋。 列有《小雅合易下經五中表》。 此「性與天道」,子貢所以相提並論也。又有通於《書》者:《大雅生民》七篇,配周公七篇;《鳳皇于飛》六篇,配成王六篇;《嵩高》五篇,配《顧命》五篇。 列有《書中候十八篇配大雅表》。 此《大學》十二引《書》以明「人學」,又十二引《詩》以通「天學」之消息也。「天」、「人」之理,有交通之益,無扞格之虞。大統之世,天下一家,和親康樂,宇宙雍熙,進研「天學」,此其時歟!
《易》。形遊學。 缺。 注
《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的简称。东晋释 慧远撰。为中国早期佛教阐述因果报应论的文章。强调 因果报应是“自然感应”、“必然之数”,是人生的必然规 律,“虽欲逃之,其可得乎?”认为灵魂(神)是因果报应 的主体承受者,由地、水、火、风“四大”结成的形体可不 断生灭,而受报的主体则是不灭的。指出因果报应由人 们的无明和贪爱所引起,是自作自受,无外来的主宰: “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 来,岂有幽司?”认为超脱因果报应支配的关键在于反 心,反心就是“冥神”,即停止精神活动,求得精神解脱。 此文载《弘明集》卷五。
《沙门不敬王者论》全一卷。略称不敬王者论。东晋慧远(334~416)撰。论述沙门不须礼敬王侯之理由。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五。东晋时,鉴于太尉桓玄之压迫佛教,佛教教团乃发表宣言,认为佛教教团应处于国家权力之外,然同时代之车骑将军庾冰则主张佛教沙门应对王者礼敬。安帝之际,桓玄支持庾冰之论,谓佛教教团应从属于国家权力之下。本书作者则本佛教徒之立场,主张沙门不必礼拜帝王。在印度佛教之理念中,在法(真理)之前,不论帝王或沙门一律平等;法即是不变之真理。此一观念于佛教传入我国后,因佛教势力之逐渐强大,而形成国家权力与佛教理想之冲突。作者于本书序论中叙述其撰述理由,其次再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之本质,强调出家者之生活必然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而须否定世俗之生活。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于本书中,显示佛道之追求者坚守宗教真理,对于世俗之权威丝毫不让步,然此一思想随时代之变迁而逐渐步上妥协迎合之道。唐朝彦悰根据本书而将历代之不拜论集录成‘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共六卷
《九转灵砂大丹》九转灵砂大丹,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言炼制九转灵砂大丹之法。先作准备:将水银、硫黄炒研成青金头末,造炉铸鼎,升砂煮砂,用花银作银珠子。准备完毕开始炼九转丹。第一转先以银珠与煮过灵砂配合成药头,人炉固济,升火伏炼而得初真丹。然后以前转所炼丹药为料,再加砂添汞烧炼。依次得到第二转正阳丹、三转绝真丹、四转灵妙丹、五转水仙丹、六转通玄丹、七转宝神丹、八转神宝丹、九转登真丹。书中详载各转所需药物及入药烧炼方法。据称从第五转起,所得丹药可点汞成金。至九转丹成,服之可以升仙。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金朝道士默然子刘通微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以五言颂诗注解《清静经》。注文融合道禅,以澄心遣欲,清静常寂为宗旨。劝人去贪嗔痴,修戒定慧,则六欲不生。法界宽广。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凡三十卷。唐代菩提流志译。又作不空罥索经。说不空罥索观世音菩萨之秘密修行法门。分七十八品。今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不空罥索咒经(隋代阇那崛多译)、不空罥索神咒心经(唐代玄奘译)、不空罥索咒心经(菩提流志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宋代施护译)等,皆出自本经卷一母陀罗尼真言序品。不空罥索陀罗尼仪轨经二卷(唐代阿目佉译)则出自本经之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秘密心真品、秘密成就真言品等。又本经经文与大日经相类处颇多,由此推知,大日经之编纂与本经亦有关联。
《静庵文集》近代王国维诗文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辑其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所著哲学、教育等论文十二篇及光绪二十四至三十一年诗五十首而成。内容较多介绍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据批判程朱理学,认为理只有理性和理由二义,皆主观上之物。《红楼梦评论》为以哲学观点评论文学作品的开端,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区别,持超功利主义艺术观。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求得暂时的解脱。此论集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点。清末曾列为禁书。光绪三十一年出版于上海。收入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太上洞神五星赞》太上洞神五星赞,原题张平子(东汉张衡)撰,疑为南北朝或隋唐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为天文星占之书,观察木、火、水、金、土五星在二十八宿中运行情况,以占验灾祥吉凶。又叙述禳解灾祸之法,有施舍、修德、设醮,转诵金简玉经等方法,谓行之可逢凶化吉。经名「五星赞」,应为「五星占」之误。
《二程外书》南宋理学家朱熹编纂的程顥、程颐讲学语录。12卷。 成书于乾道癸巳 (1173年) 元月。《二程遗书》 皆门人当时记录,而于二程之语则有所遗漏,朱熹于是取诸人集录参照删削,得此12篇。凡采朱光庭、罗从彦等7家所录,又胡安国、游酢家本及建阳大全集印本3家,又传闻杂记,共152条,以补《遗书》所未备,均以 “拾遗”标目。自谓取材较杂,真伪相间,不如《遗书》之精审,故称为《外书》。此书虽“记录未精,语意不圆”,但“其言足以警切学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2) 。认为 “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尽命”(《二程外书》卷11)。主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学本” (同书卷1) 。是研究二程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收录。另有《河南程氏全书》,《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洪氏唐石经馆丛书》、《四部备要》收录《河南程氏外书》。
《道德真经颂》道教经籍。题“茅山蒋融庵撰”。分81章,以七言诗颂解《道德经》,但不引原文。其注完全脱开了《道德经》辞句。劝人无心,不著名相,超然物外修大道。作者为茅山道士,全书以诗歌唱颂形式注解《老子》。经总序颂云:“紫雾光中信息通,聊将黄叶玩儿童。若拘语句明宗旨,辜负当年白发翁。”认为要理解《老子》的主旨,不在于字句的训诂,而在于靠直觉去“悟”。又第一章颂云:“绵绵密密绝胚胎,动着尘埃拨不开。今日为君通一线,一齐吹向此门来。”以气喻道,以胚胎喻人心。道无所不在又无可捉摸,人心中也有道在,只是被后天尘埃埋没,故不能得道。只要清静修炼,便能拂去尘埃,直见本心,独得妙悟,如风过穴,豁然贯通。可见南宋茅山道已深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其诗颂注解形式在道教经典注疏、弘传中亦别具特色。
《明真破妄章颂》题“虚靖张真君著”。虚靖即第三十代天师北宋张继先。“玄”字不避讳,疑为元人依托。七言绝句43首。述雷法。以心为玄关,述先天祖炁和真阴阳,批评其它雷法皆为妄。
《道德篇章玄颂》题“新授郢州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宋鸾”序,称宋鸾撰本颂。“匡”字缺笔,宋鸾盖北宋人。以七言韵语注《道德经》81章大意,摘引《道德经》部分词句。颂文内容强调虚静并主张修炼长生。
《庄子内篇订正》经名:庄子内篇订正。元人吴澄撰。二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文始真经注》一名《文始真经直解》。道教经籍。南宋牛道纯撰。9卷。前有《关尹子》传略、《文始真经直解跋引》。以月照千江、因指见月的比喻来解说不可思议、不容言说的奥秘。以妙有真空的思想注解《关尹子》,每句都注,颇为详明。
《二程遗书》理学著作。宋程颢、程颐著,朱熹编。是程颢、程颐门人所记其师讲学的语录。二十五卷,《附录》一卷。二程死后,所传诸家语录散乱失次,并且各以己意,不能统一。朱熹家藏旧本,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头尾相贯,未经后人之手,最为精善。后又以类访求附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次,并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该书是二程门人耳闻目睹二程嘉言善行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二程人性论、天理论、本体论、格物致知论等思想体系。
《茅盾散文集》散文随笔集。《茅盾散文集》毕竟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它是散文和杂文的结集。作者说,这些文章是被“逼”着写的,收集起来出版,也是因为书店要稿子,“拿这些来充数”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本好书,在30年代产生过影响,也奠定了茅盾作为散文家的地位。郁达夫曾说: 茅盾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到30年代,茅盾真正地按郁达夫的说法,“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写作了不少速写和随笔,成就了作为散文家的茅盾。待到1935年12月,茅盾编了散文的自选集《速写与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列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可见其成绩之斐然了。
《文始真经言外旨》道教经籍。南宋陈显微撰。9卷。《文始真经》即《关尹子》。作者认为老子之道,不可言说。而关尹请老子强为之说,必然言未尽意。关尹当为老子第一弟子,述成此书,以披露《老子》奥旨,其文可贵,然文约义丰,后世难知,故再阐述关尹之意。又认为《文始真经》九篇排列的次序,是说明“一化为九,九复归为一”的意思。作者弟子称此书“探老、关骨髓,述成言外经旨”,故名。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唐不空译。自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之第二十八卷抄译者。世所谓光明真言,即此中之陀罗尼也。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唐金刚菩提译。明使者即遮那化身,能满种种愿,及证无上菩提.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译曰步掷。金刚神之名也。有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一卷。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一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四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秽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异译。
《冰揭罗天童子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内容述说冰揭罗天童子之念诵法、造像法、陀罗尼法、印契等。
《燕都日记》《燕都日记》系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以后冯梦龙的日记。日记环绕李自成进攻燕都,明王朝灭亡之故实,带及许多方面有关实况,其中若干细节,为一般正史所未详。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汉传因明著作,唐慧沼著。该著是对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要义诠释的汇集,对《因明入正理论》解题目在《大疏》五解的第三解下更助二解。对“能破定非似立、似破”、“本欲成法依有法,不欲成有法依法”、“显因同品”等作了专门的阐释。现存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影印出版。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编。10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该书是在《诗话总龟》影响下编辑的,两者是姊妹篇,集中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在编排体例上,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对一些琐闻轶句采取分类附录办法,眉目清楚。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以年代为先后,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文学流变的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于记事之外,兼重品评,学术性强。作者阅读面广,对于所辑录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附有案语评议,申明自己的观点。纵横比较,眼界开阔。如论杜甫的诗学渊源、《杜鹃行》等,都能在充分引证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更为深刻、全面的看法。对杜诗出典、乘槎典故、韩愈《听颖师弹琴》、王建《宫词》中他人误入之作的探讨辨析,亦具此特点。这些问题往往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公案,作者把主资料收集在一起,对研究者十分有用。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还表现在能总结、点明诗歌本身的特殊规律,如对杜甫律诗变体、律诗扇对格的界定、分析皆令人信服。书中还经常引用三山老人(作者的父亲》语录评论某一诗人或作品,亦多精见,如论杜甫五言排律腾挪跌宕的格局、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深刻寓意等等。作者论诗,推崇李杜,认为他们都是集大成者。此外还收有
《因明义断》佛典注疏。唐慧沼撰。一卷。是《因明入正理论》的论释书。旨在辨析诸家有违本论宗旨的言论,同时宣扬初祖窥基之说。慧沼另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阐发本书未涉及的论点。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薛氏集异记》小说。唐薛用弱撰。二卷,又作一卷或三卷。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人。长庆、太和时曾任光州刺史等职。是书所记多为隋唐时奇闻异事,主人公多为士人、诗家、释道者流。故事情节完整,亦较曲折,有形象刻画,叙述颇具文采。如王积薪妇姑对弈、狄仁杰赌集翠裘、王维奏“郁轮袍”曲、王之涣三诗人旗亭画壁诸故事等等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宋北印土沙门施护等译,佛在祇园,因胜军王请问,为说往昔修布施行。从王顶生,乃至统四大洲,诣忉利天,总经一百十四帝释谢灭。
《四分戒本疏》又名《四分律戒本疏》、《四分戒疏》。佛教戒律注疏。作者不详。或首题:“沙门慧述”。四卷。北图有藏12等三十七号,其中不少卷子首尾可相接。英法等国藏有S.1144、P.2064等近二十号。《敦煌劫余录》谓:此文“与唐法砺所撰之《四分戒本疏》互校,文句虽有出入,意旨要自不殊。考《续高僧传·法砺本传》:‘讲律临漳,休与有功。’《慧休本传》亦云:‘尝听砺公讲律。’此疏或即慧休法师听讲时笔录。而今藏本殆后人依据慧师所录,增益而成耶?”此文分门与法砺疏同,内容亦较接近。但沙门“慧”是否名“慧休”,或“慧述”本身即为人名,待考。此文与法砺疏是何关系尚需研究。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卷一、二、三等三卷收入第八十五卷。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分上下2卷,共22章。辨证了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字义;《周诰》中性字、命字;《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中之性字、命字;告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言性之本原及区别;生字与性、令、命诸字之语言学关系;阐释了周初人之帝、天、天命无常之义;诸子天人论道源;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墨子》非命论;汉代性之二元说,理学之地位。本书是为辨证阮元《性命古训》而作,对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乘四法经释抄》大乘四法经释抄,一卷,佚名,编号二七八四。
《庄子解》解说《庄子》一书的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本,1册,33卷。王夫之著,王敔《增注》,王孝鱼整理。此书说解《庄子》,注重其思想内容及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综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后,加以解说,以描述庄子的思维过程。王氏认为《寓言》和《天下》乃全书序例,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内篇亦出庄子之手。对杂篇《庚桑楚》尤为重视,以为庄子基本思想已囊括其中。《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定为赝作,屏不解说。至于各篇中单词句义,也往往有新的解释。此书评《庄子》,志在除去前人以儒佛两家所作的附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隐为指出其局限。王敌对本书的《增注》,引用古今各家之说颇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此书整理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参校湘西草堂本。书前有点校说明,以及清王天泰、董思凝的两篇序言。
《论道》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新庵译屑》《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律戒本疏》律戒本疏两种各一卷,一,首缺,北周玄觉题记,编号二七八九。二,首缺,西魏昙远题记,编号二七八八。
《先秦学术史》收录傅斯年有关先秦学术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战国子家叙论、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社会的缘故、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等内容。
《律杂抄》律杂抄,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〇。
《小经理》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陶甓公牍》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所编撰,清宣统辛亥(1911)夏安徽印刷局校印,刘汝骥在晚清新政时期组织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凡十二卷:卷一“示谕”;卷二至卷九“批判”,包括吏科、户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等;卷十“禀详”;卷十一“笺启”;卷十二“法制科”,包括民情习俗、风俗习惯、绅士办事习惯等。内容涉及晚清徽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徽州乃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一。
《地持义记》佛典注疏。作者及原经卷数不详。似为五卷。首残尾存。尾题“《地持义记》卷第四。沙门善意抄写受持流通末代。”是对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的疏释。现存残卷自卷七“云何菩萨四无碍慧”疏释至卷八《法方便处菩萨相品第一》末。因卷一佚亡,故科分不清,但释义精辟扼要,研究者或谓作者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影响。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隋慧远撰有《地持经义记》十卷,今唯存三卷,已编入日本《卐字续藏》,但与此《义记》不同。历代大藏经未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三部律抄》三部律抄,一卷,首缺,旷许题记,编号二七九三。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 (1053—1101)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博学精深,熟通诸经,喜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李荐并称“苏门六君子”。由苏轼等荐为棣州 (今徐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传于世。此书陆游《老学庵笔记》疑为后人伪托,或以为是其少时所作。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考证: 陈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 《谈丛》、《诗话》别自为卷,故此书确为陈师道所作。此书所记皆宋代政事、边防、朝野琐事、文人轶闻等,共二百七十一条,对研究宋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文笔简洁高古,颇具文学性。有 《四库全书》本、《宝颜堂秘笈》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后山集》后附刊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点校本,与 《萍州可谈》合刊。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天竺沙门阇那多迦译,范仲淹序,其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经首有对“因果识见”的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又作大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无障碍经、莲华三昧经。收于卍续藏第三册。本经系以密教观点来解说妙法莲华经,全经以金刚萨埵之请问及大日如来之答说形式所成。其内容,初举‘归命本觉心法身’等二颂八句之本觉赞;此赞偈颇为著名,被视为古来三世诸佛随身之偈,又为一切众生成佛之文。次述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以文殊为本尊,后十四品以普贤为本尊之义,并阐说五重、九重之普贤。其后又于方便秘密三摩耶品、见宝塔秘密三摩耶品等诸品之中,分别宣说‘十如是’与‘八叶九尊’之配当方法、宝塔与法华经根本一字阿字之深旨、提婆达多之本源、龙女及草木成佛之密咒、久远实成如来之尊形、心真言、住所,与常不轻菩萨礼拜之意义等。
《甲申纪事》记录明末史事的丛刻,又名为《甲申纪闻》。明代冯梦龙辑。共十三卷,附录一卷。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城。紧接着,明朝残余势力又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将北京定为清朝首都。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年的史事,有许多文人墨客对其挥毫泼墨,有的记叙当时事变的过程,有的记录明亡时诸大臣的各种言行,还有的搜集各种轶文怪事敷演为文。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便是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当然,其中也有两卷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书集传》《尚书》学著作。宋蔡沈所作《尚书》注本。六卷。蔡从学于朱熹,朱熹死前一年命蔡作此书,故书中不少地方融进了朱熹的学说成果。其自序说:“沈自受读以来,沈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志别。”该本遍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于篇中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改正《孔传》的训诂。疏通证明,比孔颖达疏简易清晰,且大体精当。元代将此书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独此书倍受士子青睐。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书传大全》,用《蔡传》为主,此后,一直用作试士的标准注本,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时。该书于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由其子蔡杭进于朝廷时,附有《小序》一卷,专门辨驳百篇《书序》的讹误。元末明初的刊行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似不包括《小序》。有《四库全书》本。
《德育鉴》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至大金陵新志》元南京都邑志。十五卷。元张铉撰。刊行于至正四年(1344年)。该志采用纪传体,分为图考、通纪、世表、代表、志、谱、列传、摭遗、论辨。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表、志、谱、传“以及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摭遗论辨“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卷一,地理图。卷二,金陵通纪。卷三,金陵表。卷四,疆域志。卷五,山川志。卷六,官守志。卷七,田赋志。卷八,民俗志。卷九,学校志。卷十,兵防志,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古迹志。卷十三,人物志。卷十四,摭遗。卷十五,论辨。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字元子,镇海卫(今属浙江省)人。楷博综群书,尤邃经学。天启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间迁科给事中,举劾无所避。杨嗣昌夺情入阁,楷劾之,忤旨贬二秩。福王命掌都察院,几为忌者所害。漳州破,抑郁而卒。着有《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是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凡名物训诂,考证详明,典据精确,有可取之处。然于史实颇多舛误,读者当引以为鉴。是书有清嘉庆二十四(1819)年谢氏刻本。清徐时栋校并跋,另有《四库全书》本。
《雨山和尚语录》二十卷,清上思说,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七世,嗣巨渤恒。卷第一住庐山镜湖院语,卷第二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三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四住东鼓法轮寺语住龙舒白云院语,卷第五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六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七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八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九住如皋大觉院语,卷第十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一住昭易极乐院语,卷第十二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三住海虞三峰清凉院语,卷第十四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五机缘,卷第十六颂古,卷第十七诗偈,卷第十八法语书问,卷第十九杂着,卷第二十佛事。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
《丽情集》宋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北宋张君房纂辑。是书专录“古今情感事”,故名。原本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已佚。《类说》、 《绀珠集》均收有此书,但均为摘引片断, 不是原文。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与《绀珠集》大致相同,似即据后书转录。今人程毅中撰《〈丽情集〉考》, (刊《文史》十一辑),以《类说》本为基础,广征宋、元、明人著作,辑考此书的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共得三十八篇。
《蕉庵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献贼纪事略》作者无名氏。不分卷。本书主要记述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事迹,对其起义始末记述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大西军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整理本。
《千金宝要》医方著作。6卷。唐孙思邈原撰,宋郭思编纂于宣和六年(1124年)。此书乃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论和有效单方,使人知防病于未发之前及已病后治疗之法;并附有郭思及他人效方。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为使之广泛流传,宣和六年(1124年)刻碑于华州公署;迄明景泰六年(1455年)杨胜贤以石碑于冬月不便摹印,始易刻木板印行。明隆庆六年(1522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因刻石于洞前。其碑现仍完整珍藏陕西耀县药王山真人洞前千金宝要碑亭内。现有明隆庆六年刻石之拓本及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的近10种刊本、石印本。
《续通典》中国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间,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影印精装1册。本书为《通典》之续书,共150卷,分类大致与《通典》相同,仅把兵与刑分列,计为9典。包括《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记载唐至德元年(757)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以明代典制为最详。资料除来自正史外,还引用了《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会要》、《明集礼》以及唐宋元明各代文集、奏议等。资料较为丰富,编排亦较条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内容与《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有些重复。
《温疫论》《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现报当受经》佛教经典。著译者不详。一卷。本经的主旨是讲罪业报应。谓一妇人因嫉妒,杀害妾生之子,后世得种种恶报。又因曾解衣带布施辟支佛,故后值佛拯救。此经最早见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被判为伪经,故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中有收藏,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是否疑伪经尚需研究。
《像法决疑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本经谓如来应常施菩萨所问,回答未来像法世界中众生作何福德最为殊胜的问题。认为应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及至饿狗,提出布施更胜于敬佛法僧三宝,为六度之首。经中对像法期中,僧俗人等的造恶及佛法的颓废作出种种预言,谓善必有恶,盛必有衰,虽佛法亦不能免。最后谓未来世四辈弟子能于本经生欢喜心,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本经最初见录于《法经录》,被判为伪经,但后世亦有人持不同意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有收藏。日本曾据传入的经本收入《卐字续藏》。敦煌出土后,又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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