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法兰西的官僚模式

买房子时，手续繁杂冗长就已经应该让我们心生警惕了。我们想买，房主要卖，价钱双方一致同意，事情照理说不是很简单吗？可是，我们却马上被迫参加了法国人热衷的文件搜集运动。需要出生证来明确证明我们的存在；需要护照说明我们是英国人；需要结婚证书才能用两个人的名义合买房屋；要前次婚姻的离婚证书用以确定目前的婚姻有效；提供文件证明我们在英国有固定住所（我们的驾驶执照上明明白白写着地址，却被判定证据不足；有没有更正式的文件，像是电费收据之类的，可以证明我们真的住在那儿呢？）。雪片般的各式证明和文件于是在英国与法国之间飞来飞去，资料巨细靡遗，只差没要血型证明和指纹打印。终于,当本地律师把我们一生的纪录都搜罗到一个档案夹里的时候，房子可以过户了。

想来，我们受到官府这等盘查，是因为我们两个外国人蓄意要买走法国的一小部分，于是，国家安全当然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那么,比较不重要的业务应该办得快些，文件也不要那么多了吧？带着这个念头，我们安心地去购买汽车。

我们看上的是一辆很普通的雪铁龙双门式轿车。这款车25年来很少变更设计，因此，每一个村落里都找得到它的零配件。它的机械构造不会比缝纫机复杂多少，任何一个稍微称职一点的铁匠都懂得修理。它既便宜，最高速度也不会太快，除了防震弹簧像是面粉做的，使人坐在上面会产生一种晕船的感觉之外，它相当漂亮而又实用，并且车行刚好有现货。

业务员看着我们的驾照：欧洲共同市场的国家通用，公元2000年以后才到期。然而，他耸耸肩，万分抱歉地抬起头来，说道：不行。

不行？

不行。

我们搬出秘密武器：两本护照。

还是不行。

我们开始东翻西找各种可能的文件。他会要什么呢？结婚证书？英国那边的电费收据？都不是？我们放弃了努力，抬头问他，除了钱之外还需要什么才能买到车呢？

你们在法国有地址吗？

我们取出地址递给他，他小心翼翼地抄在销货单上，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第三张复写纸看不清楚。

你能证明这是你们的住址吗？有没有电话费账单？水电费账单？

我们解释说，因为刚搬进去，还没收到任何账单。他解释说，要有地址才能发行车证，没有地址就没有行车证，而没有行车证就没有车。

幸好，他推销员的本能压倒了对官僚主义的偏好。他倾身向前，提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只须提供房屋买卖契约书，一切便可圆满完成，我们就可以有车开了。契约书在律师那儿，距汽车公司足有15英里。我们跑去拿了来，耀武扬威地放在他桌上，另附支票一张。好啦，现在可以把车开走了吧？

可惜，还是不行。原来我们还得等支票兑现，即便是在本地银行办理，这也大约需要四、五天时间。

“为什么本地银行开的支票需要那么久才能兑现？我们能不能一起到银行去，当场办理兑现呢？”

“对不起，这我们可办不到。”

现在是中饭时间。法国在两方面领先全球--官僚主义和美食主义，现在两者联手，使我们陷入了莫大的困境。

这次经验让我们变得有点神经质。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出门一定携带所有证件，见到任何人都赶紧出示护照和出生证明，也不管对方是超级商场的收银女郎，还是帮我们运酒上车的合作社老头，而对方也总是对我们的文件甚感兴趣，因为证明文件在这里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不过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带着证件到处跑，经常听人问道：“是不是在英国都得这样呢？英国真是太奇怪，太无聊了。”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只能无奈地耸一耸肩。在这里，我们对这个动作已经练得滚瓜烂熟了。

朦胧春意

寒冷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一月底，之后，天气明显地转暖了。我们期待着春天，而我，更急着想听听专家怎么预测。于是，我决定去请教那位林中贤者。

马索习惯性地揪着他的小胡子，沉吟着，表示是有春天的迹象可循。像是怕我质疑他的论断，马索紧接着隆重推出了令我印象深刻的老鼠学说。根据马索的观察，老鼠能比精密的人造卫星更早察觉出春天的到来。这几天，他家屋顶下的老鼠便异常活跃，事实上，有一天晚上还吵得他简直睡不着觉，朝天花板开了好几枪才让它们安静下来呢。

马索在展示了他博大的动物学知识之后，又向我显示了他对天文学的精深研究。他说，新月就要出现了，而每年这个时候，新月也常常会带来变化。根据这两个明显的预兆，他预测今年的春天会来得早，也来得暖。我听了急忙赶回家，看看院子里的杏树有没有开花的迹象，同时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清洗清洗游泳池了。

二月

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就已经变得沉寂落寞。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肃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似乎为我们所独有，只是在雪地上有时可以发现偶然经过的松鼠和野兔的足印。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痕迹。

冰封雪埋的日子

当地小报《普罗旺斯日报》的头版通常刊登的都是些诸如本地足球赛的成绩，地方小政客不着边际的言论，以及发生在素有“普罗旺斯的芝加哥”之称的卡维隆(Cavaillon)小镇上，号称惊心动魄的超市抢劫案等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当地人开着他们的小雷诺轿车，因试图模仿一级方程式冠军车手阿兰·普罗斯特未遂而酿成的血案。

二月初的一天，所有寻常新闻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头版头条与体育、犯罪、政治等一概无关。“普罗旺斯银装素裹!”标题赫然醒目，字里行间潜藏着一分喜悦。而这种喜悦似乎多少都与下文中因为天气反常而造成的种种事故有关。这类故事包括：母婴深夜受困大雪包围中的汽车，居然神奇地安然无恙；老人险些冻僵，幸得具有助人为乐之精神的警觉邻居发现，方得脱险；直升机从凡杜山凌空抢救被困登山者；邮差克服重重险阻，忘我递送电费账单等动人事迹；另外还有白头老翁忆往昔冬日，峥嵘岁月愁的怀旧情怀。总之，关于这场大雪的文章几天几夜也写不完。读者完全可以想见写稿的记者是如何摩拳擦掌地在文章中铺撒惊叹号的情景。

节日般热闹的新闻旁边还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斯蔚蓝的海岸边，人行道上棕桐树覆满雪花，像一列白羽织成的巨伞。另一张是在马赛街头，一个衣著臃肿的身影，用绳子努力牵动着一个带滑轮的暖气片在雪地中行走，活像拉着一条宁死不屈的狗在散步。报上见不到乡村雪景的照片，原因是乡间的道路全部被大雪封断，而最近的铲雪机具也在300公里以北的里昂才有。习惯了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驾车奔驰的普罗旺斯人，既便是勇猛无畏的摄影记者，也不敢冒冰上华尔兹的危险，而宁肯待在家中或隔壁的小酒馆里打发时日。不管怎么说，冰封雪埋的日子毕竟不会太久。这是气候偶尔的失常，就像老天爷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却使顶着风寒准备出门的人有了借口，在咖啡里多加一匙奶末，或是喝一杯浓烈的酒，壮壮胆气。

沉寂落寞的山谷

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就已经变得沉寂落寞。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肃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似乎为我们所独有，只是在雪地上有时可以发现偶然经过的松鼠和野兔的足印。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痕迹。天气稍暖时还经常见到全副武装的当地猎人们，趾高气扬地在山中巡视，现在连他们也深居简出，完全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了。我们也曾自以为听到过几声枪响，后来发现，原来那不过是树枝不堪白雪的重压而折断时发出的声音。除此之外，周遭全然寂静一片——马索后来形容，那会儿静得连老鼠放屁都听得到。

我们家的附近已经覆盖了厚厚的积雪。在阵阵凛冽北风的助威下，雪渐渐堆积得淹没了膝盖。出门步行往梅纳村（Menerbes）买一条面包变成了一项历时需近两个小时的探险。来回的路上见不到一辆移动的汽车，盖满白雪的汽车比温顺的绵羊还老实而安静地停在傍山的路旁。这种平日在圣诞卡中才会出现的风景感染了村里的居民们，他们兴冲冲地在光滑的街道上尝试着行走和滑行，脚步错乱，个个像醉汉溜冰。太阳终于从云端深处探出头来。村政府的清洁队，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由普通扫把武装起来的小伙子，在村中的几个重要据点——肉店、面包店、杂货店和咖啡馆前扫出一条无雪的道路，供人们进出。村里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庆贺彼此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度过了这场浩劫。一个脚踩滑雪板的人从市政厅方向出现，与村里除他之外、惟一的辅助交通工具拥有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那位仁兄在事故发生时，正得意洋洋地安坐在一辆古老的雪橇上招摇过市。可惜《普罗旺斯日报》的那位记者不在场，否则，他很可能会写下这样的标题：“大雪再次酿出重大车祸”。而他大可以坐在温暖舒适的咖啡馆里现场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

狗儿们很快适应了雪地，它们像小熊似地钻进雪堆，染白了身子再钻出来，然后在空旷的雪野上大呼小叫的蹦跳起来。它们甚至还学会了滑冰。几天以前我还打算好好清洗一番的游泳池，现在完全冻结成一块蓝绿相间的坚冰。这一发现让狗儿们兴奋不已，它们先是放两只前爪上去看看，接着是小心翼翼地放上第三只，终于最后一只也跟上来了。突然，它们的动作停住了，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想来，它们一定是在思考，为什么头一天还是能喝的东西，第二天却能够站在上面了？但不一会儿，它们的尾巴便又开始兴奋地打起转来，不久后，它们滑冰的技术更是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我以前总觉得狗的身体是依据四轮驱动汽车的原理设计的，每一只脚都有同等的推进力。这会儿我才发现，我可能是错了，狗儿们力量最大的也许还是后脚。它们在冰上滑动时，前半身可能还在打算直线前进，但后半身却会完全失去控制，尾巴左摇右摆，有时候几乎还有翻车的危险。

我们像是被放逐到景色如画的冰海上漂流，放眼望去，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白天，周围的一切都使人愉快。我们到远处散散步，砍砍柴，再来一顿丰盛的午餐，丝毫不觉得冷。但到了晚上，即便穿着毛衣坐在火堆旁，再用更加丰盛的食物填充肠胃，还是能够感觉到寒意不断从脚下的石板和四周的石墙渗出，冻麻了脚趾、冻僵了肌肉。我们常常九点钟就上床，而清晨坐在早餐桌上，一呼吸便形成一团雾气。如果曼尼古希的理论正确，这世界比以前平坦了，那么以后的冬天怕是都要像这么冷啦。这会儿，我想我们已经不能再假装自己住在亚热带，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是向中央供暖系统的诱惑投降的时候了。

我打电话给曼尼古希先生，他不无担心地问起我家水管的状况。我告诉他，水管还好好地挂在那儿。“那我就放心了，”他说：“因为现在气温是零下5℃，开车太危险了，而我已经58岁了，还是待在家里的好。”旋即他又说：“我在家里吹笛子呢。”据他说，每天吹吹笛子，不仅能让手指保持敏捷，还可以忘掉管道疏通工作的烦恼。接着，他开始大谈巴赫、亨德尔等作曲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思绪引到我们需要暖气这个世俗的问题上。终于，我们达成了协议，等马路上的雪一扫干净，我就上他家去一趟。他家里存有各式各样的暖气设备——用瓦斯的、用油的、最近更是引进了一种新式太阳能暖气板，都可以展示给我看。我还可以顺便见见他的老婆，一位出色的女高音。看来，我势必要在众多暖气机和水龙头的环绕中欣赏一场音乐会了。

石桌方案的诞生

对温暖气候的渴望让我们联想到夏日的美好时光，于是，我们开始计划把有围墙的后院改建成露天茶座。院子的一头原来就有一只烤肉炉和一个吧台，所缺的只是一张坚固耐用的大桌子。我们站在15公分厚的积雪中，想像着八月里在这里吃午餐的情景：桌子应该至少有五英尺半见方，才坐得下八个古铜色肌肤的赤足汉子，放得下大盘大碗的沙拉、馅饼夹乳酪、橄榄油烘面包，还有一瓶一瓶的冰镇葡萄酒。北风呼啸着吹扫过庭院，将院子里的积雪挥洒得漫天飞舞。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做出了决定：那必须是一张方桌，桌面应该是一整块巨大的石板。

卢贝隆山区盛产石材，种类很多，应用广泛，令人叹为观止。塔佛采石场出产的寒石平滑细密，色呈灰褐；拉考斯特村产的火石则粗糙质软，呈乳白色。除此之外的石材尚有约二十种，颜色深浅与质地各异。从做壁炉和游泳池、砌墙、铺地板，到花园凉椅和厨房水槽，都有合适的石材可用。在英国或美国可能会使用木材、铁材或塑胶的地方，在这里全部用石头代替。据我们发现，使用石材的惟一的缺点是，冬天里石头是冰冷冰冷的。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石头的价格。按面积计算，石材比油毛毡还便宜。这一大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以至于非常轻易地就忽略了放置石头的代价。我们决定不等大地回春，就在风雪漫天的日子里，亲赴采石场，寻找合适的石头。朋友们向我们推荐了拉考斯特村一个叫皮埃罗的石匠，说他除了手艺好，价格也公道外，还很富有创意及个性。我们跟皮埃罗约好，第二天大清早八点半，趁着采石场还没开工便去他那里碰头。

石材的世界

遵照路标指示，我们从拉考斯特村弯上一条小道，穿过橡树林，便来到一片开阔的旷野。这里幽静整洁，看起来丝毫不像印象中的工业矿区。正当我们打算掉头回去的时候，却差一点跌进我们要找的地方——一个散放着各类石块的大坑。这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石材原料，有的已做成墓石、纪念碑、花坛、带翅膀的天使、小型凯旋门或者粗短的圆柱。一间小屋瑟缩在大坑的一角，窗户上落满陈年的石尘，早已经混沌一片了。

敲门进去，发现皮埃罗正坐在里面。他头发蓬松地随意摊在头顶，留着一嘴黑色的大胡子，眉毛浓密而乌黑发亮，颇有一股海盗的气势。他一边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一边用一顶揉得不成形状的呢帽掸去屋内两张椅子上的尘土，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放回桌上，盖住那里的一部电话机。

“英国人，嗯？”皮埃罗显然对我们早有耳闻。我们点点头。他倾身过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有一辆英国车，阿斯顿·马丁老爷车，棒极了。”他把指尖放在唇边略微思考了一下，这使得他肮脏的大手在他的大胡子上留下了少许白色的石灰粉尘。接着，他便开始在桌上的纸堆里东翻西找，掀得尘土飞扬。据他说，汽车照片明明就放在那堆图纸下面。这时候，电话铃骤然响起，皮埃罗飞快地从帽子底下掏出话筒，脸色愈听愈显得沉重起来。

“又有人定做墓碑，”放下电话，他说道：“都是天气不好。老年人受不了这鬼天气。”他四下寻找那顶帽子，最终在自己头顶上找到，并再次放回电话机上，像是要把坏消息遮盖起来。

他的注意力终于转了回来，说道：“听说你要一张桌子。”

我已经把心目中的理想桌子画成了一幅详细的草图，大小尺寸标明得清清楚楚。我对这张图的制作相当自豪，至少我敢肯定，任何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看到我的绘画艺术，都一定会以为是一幅杰作。皮埃罗显然与我们不在同一个认识水平上，他略微看了看我画的草图，又扫了一眼图上的数字，摇了摇头。

“不行。这么大的一块石板，厚度得加倍。而且，用不了五分钟，你的桌脚就会“砰”地一声垮下来，因为你这桌面的重量起码也得有……”他在我的草图上潦草地进行了一些演算后，说道：“...三四百公斤。”他把纸翻过来，开始在背面一阵涂抹。“呶，你要的是这个。”他把绘好的图样推过来给我们看。的确比我画的高明多了，简直是一件完美的雕塑品：线条简单，明了，比例精确。“怎么样，1000法郎，含运费。”

我们敲定了价钱，我答应几天以后把支票送过来。

送支票的那天，已是傍晚时分。我发现皮埃罗整个人完全变了一个颜色，从头上那顶呢帽到脚下的靴子，通体灰白，好像刚在粉糖堆里打了个滚似的。他是我生平所见过的第一个因为一天的工作便老了25岁的人。据我们的朋友说，皮埃罗每晚回家，他太太都要用吸尘器吸遍他的全身。朋友们还说，他家所有的家具，从摇椅到浴盆，无一不是用石头做成的。这些话我原来还将信将疑，但此时此刻，却确信无疑了。

奇异的虚幻世界

普罗旺斯的深冬有一种奇异的虚幻氛围。寂静加上空旷，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像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人生活在这种特殊的氛围里，竟然会产生一种奇幻的心境。这时，即便在森林里迎面遇见精灵，或在月圆的晚上看到双头山羊，我们似乎也不会觉得惊讶。这种感觉与过去夏天里来度假的情形相比，自有另一番意趣。

不过，对这里的其他人来说，冬天可能意味着无聊、沮丧，甚至更糟——沃克吕兹省的自杀率据说是全法国最高的。住在三公里外的一个男子，便在某天夜晚悬梁自尽了。消息传来，所谓自杀率对我们便忽然有了一种超越统计数字之外的震撼。

地方上如果有人过世，商店和一些人家的窗户上会贴出小小告示。教堂则会用钟声为死者送行。送葬的人穿着不经常穿的正式服装，列队缓步向山村墓地行进。墓园通常位于村子里景致最好的地段。当地一位老人就这一点解释道：“死人应该拥有最好的景观，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待很久很久。”说罢，他为自己的幽默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简直岔了气，以至于我一时间不禁担心他是否大限已到，也会就此加入被葬者的行列。我告诉他美国加州的墓园是钱付得多风景便好，否则便萧落冷漠。他听罢并不怎么惊奇。“到处都有傻瓜，”他说：“死人和活人都一样。”

深冬里的一丝暖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一点也没有冰融雪化的迹象。不过，农夫们已经驾驶着拖拉机把路面清出两条黑色的轨迹，汽车可以在两侧雪堆之间单线行驶。我因此有缘见识到法国人开车的习性和风范――极有耐心，甚至可以说是固执，与他们参加赛车时的那份勇往直前和毫不畏惧的雄风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是在村外的马路上目睹了这种景况：一辆车沿着路中央的清晰轨迹小心行驶，另一辆车这时从对面开来，两车鼻子对鼻子停住，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冒陷入积雪之险让到路旁。司机们只是隔着挡风玻璃互相瞪视，默默期待第三辆车开到自己身后，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势单力孤的对方便不得不退后，让路给多数者先行。

我旁观了一阵，便自顾自轻踩油门，往曼尼古希先生珍藏着暖气片的家驶去。他在贮藏室的屋门口迎接我，羊毛软帽拉下来遮住耳朵，围巾直缠到下巴上，戴着厚厚的手套、足蹬长靴，一副用个人绝缘法的科学手段力抗寒潮的模样。在他称赞了我家的管道，我也对他的笛子绝技表示仰慕之后，他引我进屋，检阅整齐排列的各式管状物，和堆放在墙角、用途不明的各种器械。曼尼古希宛如一台活动式录放机，滔滔不绝地讲述每一个机种的功能和热能，这些大大超乎我理解能力之外的东西。我只得如闻梵音，诺诺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天使梵唱终告结束。“好，就是这样啦。”曼尼古希说完，期待地看着我，好像全世界的中央供暖系统已经全部摆在面前任我挑选。而他则相信我已掌握了全部资料，抉择必然明智无比。我无言以对，只好问他自己家里装的是哪一种。

“啊，”他拍打着前额，故作钦佩地说：“这可真是个聪明的问题。卖肉的自己吃哪一种肉呢？”留下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径自带我到隔壁他的住家。真的很暖和，甚至有点令人昏昏欲睡。曼尼古希三下五除二地脱去两三层衣物，夸张地抹着额头，同时把帽子上翻，露出耳朵。

他走过去，拍拍暖气顶部：“摸摸看，铸铁的哟，可不是他们现在用的那种废料。还有锅炉——你一定要看看锅炉。不过请注意，”他忽然停顿下来，用他那只演说家的手指戳戳我，说道：“这可不是法国货。只有德国人和比利时人才真正会造锅炉。”我们进入锅炉室，那上了点年纪的机器正靠着墙边喷云吐雾，气势不凡，引得我不禁由衷地称赞了一番。“有了它，就算外面温度降到零下6℃，室内也总能够保持在21℃。”说到这儿，他故意推开屋门，放进一点点零下6℃的空气。这位天才演说家非常善于因地制宜地运用各种实物范例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好像站在他面前的是个愚不可及的孩子（不过谈到铅管啦、暖气啦什么的，他对我采取这种方式倒还真是对症下药）。

见过了锅炉，下面该回屋去见见曼尼古希夫人了。她是个个头矮小的女人，说话声很大，但很动听。她问我要不要来点药草茶、杏仁饼干，还是一杯葡萄酒？我其实真正想要的，是观看曼尼古希先生戴着软呢帽吹笛子。可是，看来这事儿得改天再说。我今天需要考虑的问题还真不少呢。告辞出门，我抬头望向屋顶，竟然发现那使用中的太阳能暖气板也已经被冻得结结实实。不禁突生一个念头：应该还是装铸铁暖气更保险吧。

石桌的魅力

回到家，赫然发现一件形如史前巨石的东西安置在车库外。我订制的桌子送来了。1.5公尺见方，13公分厚，巨大的基部呈十字形。它被安放的位置与我们期望的位置虽然相去仅十几公尺，搬运起来却不啻十几公里之遥。院门不宽，容不得任何机械运输工具进入，高高的院墙和倾斜的廊帘也让起重机毫无用武之地。皮埃罗说过，这桌子会重达六百到八百磅左右。在我看来，它可远不止此数。

当晚，皮埃罗打来了电话。

“怎么样，桌子还不错吧？”

“是啊，桌子很棒，不过有个问题。”

“你们把它摆好没有？”

“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多找几个人帮忙，”他说：“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万五千多个埃及奴隶，这事儿不消片刻便能办成了。”

“好吧，如果你们实在没有好办法，我倒是认识卡卡松尼城的橄榄球队。”他大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们无计可施。只好又走到后院去瞻仰那庞然大物，设想着要多少人才能把它搬到院子里去。六个？八个？必须侧着搬，同时保持充分平衡才通得过院门。我们脑中简直可以想像人们被砸断脚趾、还有人力尽肠脱的景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我们选定放置这个巨大纪念碑的地方，以前的房主只摆了一张轻便、可折叠的桌子。我们别无良策，只得回到屋里，在炉火前斟上一杯酒，寻找灵感。至于桌子，就留在外面吧，料想没人偷得走。

厨房的改造工程

人算不如天算，援助人员不久便意想不到地出现了。早几周我们决定改建厨房，为此与建筑师进行了多次商谈，期间掌握了许多法文的建筑术语，从厨柜、加高、天花板、垃圾管道，到粉刷、铺石板、上工字小梁和未加利用的角落空间等，不一而足。起先我们热情万丈，到后来却因改建计划一再受阻而渐渐兴味索然了。厨房始终原封未动，内中的原因包括：天气不佳而延期施工，泥水匠去滑雪度假了，砖石工骑摩托车或者玩足球摔断了手臂，还有材料商冬季懒得出门等等。建筑师是从巴黎移居而来的，他警告过我们，在普罗旺斯盖房子好比进行冗长的防御持久战，长日无聊，只会偶然被爆发的枪战打断一会。现在，我们陷入西线无战事的阶段已经很久了，正期待着枪战发生。

攻击部队终于抵达，带来了震耳欲聋的机械声。那是一天清晨，曙光刚刚划破黎明的昏暗。我们睡眼惺忪地跑出屋，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却模模糊糊辨认出一辆卡车的轮廓，凸露出载运的长条材料。一个公牛似的壮汉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显得心情非常愉快。

“是梅尔先生吗？”

我回答道：“是我，没错！”

“太好了，动手修厨房吧！”

后面的车门打开，一只长耳猎犬先跳了下来，后面跟着三个男人。工头儿走上前，一阵刮胡子水的香味紧跟着扑面而来。他胡乱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并引见他的伙伴：他叫狄第埃，这是助手艾里克，还有那壮实的年轻人是学徒克劳德。芳名叫潘妮的那只母狗，当即在屋前撒了一泡长尿，宣告工程正式开始。

我从没见过建筑工人这么拼命的，每一件工作都在高速中进行。太阳还没完全露脸，梁木已经竖起，厚木板的斜坡也已铺成；再过几分钟，厨房的窗子和水槽都不见了。十点钟，第一层石子地面已经平整铺好，狄第埃开始向我们解说施工计划。他敏捷强悍，留着小平头，腰杆儿挺直，像个军人。我可以想像他如果在军中担任士官长，会怎样操练那些懒散的海外军团士兵们，直到他们哭着求饶为止。他说话冲击力强，话语间夹杂着许多拟声字如tok，crak，boum等法文里用来形容撞击或破裂的字眼。而此刻，他将这两种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花板要拆，地面要垫高，厨房里所有的陈设都要移出去，这可是一次大工程。经由那刚才还是窗户的洞口。一面三夹板的薄墙竖了起来，封住了通往其他房间的通道。至于饮食大计，只好转移到后院的烤肉炉那儿了。

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地粉碎着一切，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时分才不大情愿似地停下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了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以及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盛着的香肠、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一把将近四十磅重的大锤子握在了一个醉醺醺的工匠手里，想起来就胆战心惊？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开工，一直到将近七点，他们没有休息过一次。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十到十一个小时。他说，只有冬天才如此。而在夏天，他们通常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个小时。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点儿茶，吃点儿点心。他乐了：“这日子可真好打发。”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英国建筑工人愿意和他一道工作一段，没别的意思，就是来体验体验。我心中暗想，这样的人怕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

收工之后，我们夫妇二人按北极探险队员的标准用重重衣服武装了自己，开始准备我们在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吧台后还有一个洗手池和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倒还齐全，只是没有墙壁。在这种零度以下的天气里，一面墙的存在对我们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啊。还好，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飘散在寒风中，红酒在身体里缓缓地变成热流，我们渐渐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

来自故乡英伦的声音

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鲜花盛开的枝头，也并非来自马索家屋檐下的老鼠，而是来自英国。抑郁的一月过去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像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经常会传来一个个似曾相识的人语调轻快的询问。有人甚至还问到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我的回答尽可能地含糊其辞。因为如果据实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天雪地之间，聆听寒风从厨房的窗洞呼啸而入，而屋外临时搭建的三夹板墙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则无疑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我们一致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电话内容大多有着固定的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任何一个微小而友善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看我们，现在却忽然表现出对我们的极端热情，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种荣宠。然而，我们却不知如何应付――对享受阳光之后还要求免费食宿的这些厚脸皮的家伙，一般的社交推辞令是不管用的。“你们那星期恰好另有客人？没关系，我们延后一周来。”“你家有好多建筑工人在施工？不要紧，反正我们白天都待在游泳池里。”“什么？你们在游泳池里养了食人鱼，车道上挖了大坑，坦克车都掉得进去？你现在吃全素，一点荤都不沾？你怕你家的狗身上带有狂犬病毒？都没有关系，我们不介意！”不管我们制造什么样的障碍，对方都会找到相应的理由加以克服。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把有人要来骚扰的事告诉较早迁来此地的人们。原来他们个个都已身经百战，说，迁来的第一个夏天，总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那以后，你就学会了拒绝。否则，你会发现自己从三月的复活节直到九月，仿佛经营着一家小旅馆，只是绝无利润可言。

说得有理，现实却令人无可奈何。这一点，更让人沮丧。我们只有神经紧张地等候一次次电话铃的响起。

工匠们尽显英雄本色

我们的生活因建筑工人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早上，只有在六点半前起床才能吃一顿安静的早餐。稍有迟延，厨房传来的音响便会阻止一切的交谈。一天早晨，钻子和锤子叮当作响，不绝于耳，我明明看到妻子的嘴唇在动，却一个字也听不到。最后，她只好递过一张字条：趁着灰尘没掉进杯子，赶快把咖啡喝了吧。

不过，工程确有进展。厨房被剥成空壳之后，工人开始以同样的喧嚣展开重建工作。所有的材料都经由木板搭成的斜坡，从离地三公尺高的窗口运进来。他们力大无穷，而狄第埃似乎一个人便可以充当一架起重机的功用。在把装满湿水泥的独轮手推车推上斜坡时，他一边的嘴角衔着烟，另一边嘴角却怡然自得地吹着口哨。我实在难以想像，这三个人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寒冷的天气或者其他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居然仍能保持绝对愉快的心情。

当厨房的结构初具规模时，第二批增援部队开到了。他们对房屋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审视，然后便开始在厨房狭小的空间中各施绝技，大显神通。他们中有泥水匠雷蒙、油漆工马斯托、瓷砖工特律斐、木匠詹奇，当然也少不了那位亲率学徒、耀武扬威地前来助阵的水管师傅曼尼古希先生。他们常常六七个人同时聚在碎石破砖之间，七嘴八舌地争论哪一天谁该来当班。这时候，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建筑师克里斯蒂安才能够充任他们的调节人。

我们心中突然浮起一个念头：如果这些人能够腾得出一点点时间，凭他们强壮的筋骨，一定可以把石桌搬进院子里去。我一提出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他们的合作。“何不现在就动手？”他们说。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们爬出厨房的窗洞，围在铺了一层白霜的石桌旁。十二只手紧紧抓住桌板，十二只臂膀同时发力往上抬，可这块倒霉的顽石居然丝毫不动。每个人都狐疑地咂着舌头，绕着桌子打量。最后，还是曼尼古希一语道破天机。这石头是透水的，他说，像海绵一样吸满了水。水结成冰，石头跟着也被冻住，和地面连成了一体。天哪！那可是无论怎样也奈何它不得了。看来，只有等它自然解冻了。也有人陆陆续续提到用焊枪烧、用铁锹铲等一系列优劣难辨的点子，但曼尼古希出面“叽哩呱啦”地说了些什么，制止了争论。我虽然听不懂，但多少也能猜得出，那大概是“乱弹琴”之类的意思。队伍散去了，而我也只好把心愿暂时重新搁置在心底。

酒美菜香人好的伊凤阿姨餐厅

周一到周六，家里都充斥着噪音和灰尘。于是，星期天便像沙漠中的绿洲，备受欢迎。我们可以奢侈地在床上酣睡到七点半，直到狗儿们吵着要出去散步为止；我们随时可以交谈，而不必走到屋外，寻个安静的角落；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距混乱与骚扰的结束又近了一周。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做不到。由于厨具不足，我们不能像一般法国人那样花很长的时间烹调一顿盛宴来庆贺周末。于是，我们以临时厨房太简陋为借口，欣然养成了周日外出就餐的习惯。

身为美食爱好者，我们不时参阅各类对餐馆的评介，而且愈来愈信赖戈米氏指南。米切兰杂志的美食指南也是无价之宝，在法国旅游不可不随身携带它。美中不足，它只列举了各家餐馆的价位、级别和当家菜，犹如有骨无肉。戈米氏指南则不然，它会告诉你有关厨师的各种信息――多大年纪，在哪儿学的手艺，是否已成大师，目前是停滞不前还是仍在不断进取。书中甚至还谈到了厨师们的妻子，告诉你她们会是笑脸相迎还是冷若冰霜。如此，你就能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特色的餐厅了――窗外有没有好风景，有没有漂亮的花园阳台。作者评断餐馆的服务和顾客水准，议论价格高低和气氛好坏，还常常详细讨论菜单和酒单。书中所述不见得绝对正确，作者一定也无法避免个人偏见，但内容确实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同时，由于是用法文书写，对于这种语言的初学者（譬如说我）来说，绝对是难得的课外读物。

1987年版的戈米氏指南介绍了五千五百家餐馆和旅店。我们发现，有一家本地餐馆居然也赫然名列其中。看来非得去拜访一下不可。餐馆坐落在兰贝斯村（Lambesc），距此仅半小时的车程。厨师是位女子，根据书中的描述，她“善做普罗旺斯最著名的佳肴美点”，烹调手艺“富于阳光的热力”，而她的餐馆最初是由一间磨坊改造而成的。这些评语无疑已经充满了诱惑，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更是厨师的年龄：她已经80岁了。

开车到兰贝斯那天，是多云有风的天气。晴朗的日子如果待在家里，会让我们深感内疚。对当地人来说，这个星期天萧瑟而又凄凉，街道上还铺着一层薄薄的陈年积雪。村民们从面包店买了面包，都是抱在胸前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双肩尽力瑟缩向前以御风寒。而这恰恰是享用丰盛午餐的理想天气。

我们来得很早，拱圆形屋顶的大厅里空空荡荡，静谧无声。大厅中陈列的家具是漂亮的普罗旺斯古董，厚重，黝黑，光可鉴人。大餐桌的摆设错落有致，桌与桌之间的空间恰到好处，让人丝毫不会感到拥挤。这种奢华的气派通常只在豪华的大餐馆里才会见到。厨房传出人声和锅铲的铿锵声，香味扑鼻而来，使人馋涎欲滴。显然，营业时间还没到。我们踮起脚尖，打算悄悄地退出去，先找家咖啡馆喝点东西再来。

“是谁呀？”一个声音说道。

厨房里走出一个老人，打量着我们，门口射进来的光刺痛了他的眼睛。我们告诉他我们预订了午餐的桌位。

“那么，请坐吧。你们总不能站着吃啊。”他轻快地朝空着的桌子挥了挥手。我们顺从地坐下。他步履蹒跚地拿来两份菜单，也在我们身旁坐下。

“美国人？德国人？”

“英国人。”

“很好，”他说：“战时我和英国人并肩作过战呢。”

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通过了第一场测验。只要再答对一题，就能有幸看到老人一直抓着不放的那份菜单。我问他可否推荐什么拿手菜。

“样样都好，”他说：“我太太做的菜没有不好的。”

一对新来的客人使我们意外地提前得到了菜单。老人起身去招呼他们，不得不将菜单留在桌上。我们兴奋地指点着“烧小羊肉”、“红焖牛肉”、“木耳炒牛柳”，还有一道“主厨奇想”，却不知是什么。老人回来坐在我们身旁，一边听我们点菜，一边点头。

“哦，这道菜就是主厨最拿手的例盘，从来就没有变过。”他说：“就像男人都喜欢奇思怪想一样，永远也不会改变。”

我请他在上第一道菜时来半瓶白酒，以后再来些红酒。

“不对，”他说：“你们这样点酒水有问题。你们该喝维善（Visan）产的隆河坡地红酒。好酒和好女人都产在维善。”他说着站起身来，从一个黑色的大橱柜里掏出一瓶酒来。

“就是这个。你们一定喜欢。”（后来我们发现，每位客人桌上都摆上了这种酒。）

这位全世界最老的领班走进厨房，把我们点的菜单拿去传达给大约是法国最老的现役主厨。我们仿佛听见厨房里有第三个人的声音，却见不到其他服务员。于是，我们不禁开始猜想，这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160岁的老人，如何能应付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呢。而且，宾客渐多时，上菜并未延误，也没有哪一桌遭到冷落。老人以他一贯迟缓而庄严的方式周旋往来，不时坐下来与客人交谈几句。一道菜做好了，老太太会按响厨房里的一个铃铛，她的丈夫便会暂时停下聊天，故作恼怒地把眉毛扬一扬。如果他还坐着说个不休，铃声会再次响起，带几分坚持的意味。这会儿，他便不得不起身离去，嘴里还不忘记嘀咕着：“我来了，我来了。”

食物恰如戈米氏指南夸赞的那般美味，老人推荐的酒也妙不可言。我们真的非常喜欢。当老人送上浸了药草和橄榄油的乳酪切片时，我们已经把酒喝完了。我还想再来半瓶，他不赞许地看着我，说道：

“等会儿谁开车？”

“我太太。”我早有准备。

老人这才走到黑橱柜前。“没有半瓶酒，”他说：“但你只能喝到这儿。”他的手在新拿出来的那瓶酒的中段比划了一下。

厨房的铃声不再响起，主厨老太太终于从厨房走了出来，问大家是否吃得愉快。她那被炉火熏得红通通的脸上挂着微笑，看上去只有60岁。夫妇俩幸福地站在一起，他则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上。她开始兴奋地谈论起屋里的古董家具，说那可是她的嫁妆，老先生则不时从旁打趣。看得出，这老两口融融乐乐，非常喜爱他们的工作。离开这家餐馆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到，岁月的逝去也许并不那么可怕。

春天降临普罗旺斯

泥水匠雷蒙仰面躺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工作台上忙碌着，他身下一臂之遥就是我家厨房的天花板。我欠身递上一罐啤酒，他侧过身，用一只手肘支撑着身子仰起脖子往肚里灌。这样的姿势不管是喝东西或是做工都好像很不舒服，但他说他早就习惯了。

“反正，”他说：“你总不能站在地板上把水泥往上甩吧。给基督大礼拜堂油漆天棚的那位老兄——你知道吗，那个意大利人——他一定这样仰着干了好几个星期呢。”

雷蒙喝完今天的第五罐啤酒，递下空罐子，打了个嗝继续开工。他做事虽然缓慢，但极富韵律，泥刀一下一下地在天花板上来回涂抹着水泥，之后用手肘充当滚筒，在水泥上平滑地推来拉去。他说，完工以后，天花板看起来要像一百年以来一直就是那样的才算过关。除了泥刀和自己的眼睛以外，雷蒙不用其他任何曲直测量工具，他说他的眼睛一准错不了。一天晚上，在他收工回家后，我用水平仪细心检查他的成绩：果然平直无暇，而又确乎出于人手，非任何机器所能为。我服了，这人是个艺术家，有资格消耗大量啤酒。

微风从厨房墙壁上的窗洞钻进屋里，竟带着几分温柔。听到滴滴答答的水声，我走出屋外，发现季节已经变换，院外的石桌正不断渗出水来。可以肯定的是，春天降临了。

三月

屋外杏花已经开始尝试着争奇斗妍。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春季到来农夫忙

屋外杏花已经开始尝试着争奇斗妍。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人们纷纷将猎犬拴好，把猎枪束之高阁，期待着6个月以后再行启用。葡萄园里又开始见到忙碌的身影，勤劳些的农夫已经开始修整土地，而散漫懒惰的农夫这时候也不得不慌慌张张地开始修剪葡萄枝——按理说，这本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集的面貌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古怪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无情地挥洒下致命雨雾。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随处可见花的海洋，以及遍野的植物和新生的蔬菜。咖啡馆纷纷把桌椅摆到人行道上来招徕生意，而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开始从鞋店外形形色色的小摊档上购买了平底的帆布便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