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回　郭壮图饰时修古塔　夏国相倡议弃长沙

话说尚之信阴通周将马承荫，谋攻莽依图不克，知事已泄，即奔广东，欲先杀却巡抚金隽，尽调旗兵以截莽依图之后。初不意回粤有变，当至端溪，李天植复谏道：“大王既离广东，现在不知广东情形如何，不如缓进。待探过事势，然后进城，方为稳着。”尚之信道：“我既回东，莽依图必驰报金隽，乃宜昌阿设法制我矣。此行断不能缓也。”李天植道：“吾所虑者，王国栋等耳。彼谄事大王，究为底事？不过欲藉大王之力以得一高官。沈上达、张祯祥二人，又只博大王之宠任，以厚敛金钱耳。宵小之徒，变幻最易。今彼等高官厚资皆已如愿，应不复记大王矣。”尚之信道：“汝言诚过虑。吾附三桂非一日矣，不闻王国栋等即为我害，何至今日乃疑之？”李天植道：“彼一时此一时也。大王昔日威震广东，威权独握，谁不慑服？今此次回粤，为失意而还，彼辈已多疑虑。况又有巡抚金隽及钦差宜昌阿同在广东，皆谋以对待大王。而令弟之孝，又日谋倾陷大王，以期袭王位，此诚不得不虑也。”

尚之信听罢，默然不语。但念王国栋未必遽变，且惧莽依图先到广东，为先发制人，仍主急回羊城，便不从李天植之言，即率三军急回城去。到时，早有人报道：“王国栋已率旗兵前来迎接矣。”尚之信大喜道：“王国栋果非负我者也，李天植何过虑耶？”说未已，已见王国栋下马迎候，尚之信与握手甚欢。尚之信并密询王国栋道：“自吾离广东而后，金隽、宜昌阿等有何举动乎？”王国栋道：“无举动，闻宜昌阿将次进京，金隽则惟盼大王捷音耳。”尚之信听罢，并不思疑，遂并马入城。之信又谓王国栋道：“藩府旗兵，何时可以征集齐备？”王国栋道：“权在大王，欲速则速。不知大王言此，有何用意？”尚之信道：“先臣误前明遂亡，吾心实未尝忘明室，欲一赎前人之愆，故附从三桂，此尔所不知也。吾到广西后，谋攻莽依图不克，今当尽起旗兵，尽杀金隽及宜昌阿，以截莽依图之后。但事须速举，迟则反受人制矣。汝为吾心腹，当助吾一臂。或有疑汝不足靠者，顾吾不之信也。”

王国栋听罢，半晌乃答曰：“吾从大王久矣，今日犹有疑我者耶？特吾亦不复计较。只如大王所言，旗兵亦易征集耳。旗兵久受藩府厚恩，断无有不从命者，大王可以放心也。”言罢，已到城中。时王国栋所领的人马，皆拥护前行，之信本部反在后面。李天植深以为忧，欲赶上观看。不意王国栋早授意手下，以扬鞭为号，甫到城门，即一声呼喝，国栋护兵一齐动手，把尚之信拿下，立即缚之。尚之信欲挣扎时，奈众寡不敌，早已就缚。即厉声曰：“吾何负于汝？奈何为奸细耶？”王国栋道：“此抚军及钦差之意也。”言罢，不做理会，即蜂拥直进金隽衙门。后路人马犹多有不知，惟李天植见前军王国栋的人马飞驰入城，情知有变，乃留兵在城外，先带一小队赶进城中。

知道王国栋已押尚之信至金隽衙门，复派兵将城门紧守。李天植正欲到抚衙问个底细，不想钦差宜昌阿及抚臣金隽已异常神速，即刻会同讯问，以诘究尚之信通周背清之事。尚之信初不自承，惟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交口指证其事。王国栋并指曰：“之信欲起兵谋杀钦差及巡抚，以截莽依图归路一事，一一坐实。”尚之信自知难免，乃向王国栋等三人骂道：“吾待汝们不薄，何转眼不识，反陷吾耶？”王国栋等三人，默然不答。惟张祯祥稍有悔心，闻尚之信之言，面为发赤。宜昌阿便欲将尚之信押下，再究同谋之人。王国栋恐被藩兵要劫，乃向宜昌阿道：“尚之信劫父自立，久拥兵权，藩下尚多腹心。若假以时日，之信不难脱矣。”金隽以为然。宜昌阿乃即令押尚之信至市曹斩决。故尚之信自被掩捕，以至斩首，不过半日间，多有不知。

自尚之信既杀之后，李天植知得，即具函至抚衙诘问尚王之罪。王国栋复指天植为同谋，宜昌阿欲一并治之。金隽道：“尚王既杀，藩兵尚在天植之手。藩兵多有受尚氏私恩者，天植不难煽而为变，反为后患。不如缓之，再作后图。”宜昌阿亦以为是，乃宣布尚氏罪名，并慰覆天植，令其解散藩兵。天植道：“吾生为尚王亲信，受恩已重，不得不为之报仇。”乃向藩兵宣言：“尚王罪不至此，只为三数小人忘恩搆陷耳。”藩兵闻尚王被杀，多有哗然。李天植乃复至函金隽，略道：尚王通周之事已在前时，既已归正，岂宜复构其狱？谓其欲举兵以截莽依图之后，乃王国栋一人之言耳。忘恩负主，复构而致之死地，罪诚重矣。钦差与中丞等必欲庇之，其如人心何？这等语。宜昌阿乃与金隽酌议，知道藩兵已愤，若真个激变起来，终是不可。

乃与李天植往复函订，愿斩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之首，以谢藩兵，须李天植解散兵权，天植应允。金隽乃将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谓为献谗陷主，即同押赴市曹斩决。可怜王、沈、张三人，藉尚之信之力得图富贵，反以陷尚之信而死不旋踵，亦可为忘恩背主者戒矣。

是时，金隽把王、沈、张三人已经斩首一事函告李天植。天植听得，即谓左右道：“宜昌阿与金隽之必杀王国栋三人者，以惧藩兵为患也。彼欲得吾而甘心久矣。主仇既报，吾事已了，吾敢贪生乎？”言已，又谓藩下将校道：“吾主之志虽大，然三桂非成业之人也。自后汝等不宜妄动。”言罢即拔剑自刎而亡。初时宜昌阿、金隽只望王国栋等既杀之后，李天植即为解散兵权也，不料到天植更能自尽。故听得天植之死，反为感动。以天植义不忘主，至为可敬，乃并请为之封赠。自后藩府兵权，乃移归尚之孝管理，并奏诸以之孝承袭平南王爵。之孝力反之信所为，屡出师入广西，以助莽依图。

自是吴三桂那里，又多两广后患。计先后失长沙，失岳州，今又失尚之信，三桂军中大为震动。马宝、夏国相等，以云南为起事之根本，前军有失，饷项艰难，乃飞报云南，须认真筹款接济。

时三桂大驸马郭壮图在云南驻守，接应各路饷项。自前次军粮紧急，已增采五矿，又广通贸易，以资税饷。但人马既多，需饷浩大，徭役又重，以故民多怨言。自先后接得弃江西、退岳州及尚之信败亡之耗，知道国事艰难，人心更骇。以两广为庾富之地，尚王既死，三桂实去一大助力，恐自此云南征赋更重。故云南人士，此时谣言更多。郭壮图深以为虑，乃谋所以镇定人心。时方重修归化寺，寺中住持弘念方请诸郭壮图助资重建。那寺本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日久渐已颓废。弘念知郭壮图欲粉饰人心，乃诡称佛祖降言，将佑大周兴基，江山不久光复，请增拓禅林，以彰灵应。时则王屏藩大破图海之捷音方到云南，各处人士举国若狂，皆酬资相助。因此大兴土木，不数月间，大工即已落成。郭壮图更请三桂仿行封禅之典，粉饰承平，志为盛事。

并封弘念禅号，并为碑文以纪其事。那碑道：昆明五里有山，曰金马。晋人常璩著《南中志》，称其中有山神光影。

汉宣帝乃遣谏议大夫王褒祭之，殆即其地焉。自大明太祖皇帝崇尚佛教，敕天下郡县各建寺门，故成化时恪遵祖制，遂建寺于金马山，名归化。嘉靖间又复修之，置田罗僧，以供象教，于是乎有归化寺。然而前驱昆池，云霞蒸蔚；后拥呼马，斗杓悬干。右俯城雉，朝市肩摩；左瞰平皋，塍畔鳞集。

此则滇郡之胜地。是以殿庑精舍，香厨鸟台，与夫古木奇卉，根干盆峙于其间。胡为而坊欹，而山门颓，而大殿倾圮。俯仰兴衰，不禁有今昔之感。方今皇周肇兴，大事将成，迭沾灵应，非重加修饰，何以答护灵光？适住持弘念，持一纸以乞疏，将欲重整殿宇，高其门若坊，以复旧观。而左都督巴公乐轩，内府总兵官高公德轩，乃不介而孚，相与弁首，以图厥成。第军需孔亟，正供维艰之际，安必其人有余资，向法门以作福田者。特请留守将军云南总督驸马郭公简臣，内府右将军张公弼吉，内府后将军赵公子远协助之。

自是赞成者亦实繁有徒。未及期而所谓殿与门若坊，丹刻翼飞，轮奂立见。

是虽众心共悦以竟其成，实由一二人贵志殚力，鼓舞善念不倦，乃有如此。

夫天下事莫难于创，而莫不难于继。每见夫辟草莱、披荆棘以结构一刹，层轩延袤，飞阁逶迤，顾而成之，如出反掌。及依旧规嗣遗绪。以施补葺于胜概，或百计图维，反力不副心，如负重登高然，何哉？岂古今人不相及，其视物我之轻重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力耶？抑世有治乱，事有缓急，承平则道愿斯宏，扰攘则自顾无暇，不无性命身家之累，条于中而罔恤其他欤？然创逢人主之好尚，而又祸福死生之说以悚其私人之趋事就功者，常喜而速。继遭世故之变迁，奔走公家，虽知佛有不舍之擅，无缘之慈，而无见效于目前，遂不免以梵言为末务。故创者欲大宫室，饰法相，其功甚易，继者非太平无事，不能无废乎前业。今独能相鼓励底厥成者，因由于佛法无量，灵应及时。

然亦赖有不计治乱，精进一心之释子也。若弘念者，其近是。是以记。

大学士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林天擎撰文

留守将军兼云南总督大驸马郭壮图

世袭将军何进忠内府右将军张国勋

内府后将军赵永宁左都督巴克勇

张国忠张光祖等

大周照武三年仲冬上浣住持僧弘念立

时归化寺落成时，郭壮图、林天擎并奏知三桂，称为谕勅重修。三桂并派林天擎、郭壮图，恭代诣寺拈香，以答灵祥。复加尊佛法，如封泰山禅梁父故事，弄得云南举国若狂。当兴工时，云南文武官员各捐资财，更拨库帑，大兴土木。又于落成之后，郭壮图欲请封赠弘念禅号。惟林天擎以为不可，并道：“国家财用已迫，而战事机势复不如前，此后实心筹划犹恐不及，若徒务虚名，终属无当。驸马为国至戚，休戚相关，即周皇陛下侈务虚名，驸马犹谏之。君子实事求是，不宜如此。”郭壮图道：“某非不知也，以人心震动，事即难为。此举诚粉饰欺时，吾亦不得已而为之耳。”林天擎道：“驸马既知如此，自当着实设法，以抒前敌之忧。粉饰一时，岂为长策耶？”正议论间，忽胡国柱、马宝、夏国相军报驰至，以岳州失守，江西已弃，尚王已死，两广湖南势皆危迫，速募新军以助前敌，急扩运道以裕饷源，等语。

郭壮图听得，乃叹道：“胡、夏二公精于谋略，久为周皇所称许。马宝亦李定国劲将，降归而后，久立战功。之三人者，皆一时之能员，何今日亦颓困至此耶？”言罢，与林天擎互相嗟叹。惟有回复长沙，宣告云南财政竭蹶情形，只有尽力筹划而已。

时胡国柱与马宝俱在长沙，而夏国相却扎在浏阳。清兵已面面趋向，皆欲会攻长沙。马宝即谓胡国柱道：“今大局已危，当会议长策，以抒目前之急。驸马与国休戚，当振刷精神也。”正说间，夏国相已至，马宝即与计议。

夏国相道：“今吾等数人悉聚于湖南，而敌人更无后顾，亦悉力以向。长沙当数面之冲，实非长策。以其只有抵御之力，并无进取之能，终亦难于久持也。”马宝道：“前者之失，计在于进兵太缓，后者之失，计在于守老湖南。而川陕之军，又不能长驱大进，以分敌人之力。故敌军悉聚于此间，其势既厚，我即难于争胜。今则更形竭蹶，若大势既去，即徒保长沙，亦无当也。”

夏国相道：“此说极是。以某愚见，不如弃去长沙，分道进兵。此后虽得城池，亦不必设兵守御，但长驱北上，则敌人或穷于应付，而我军终有得手之处。若徒守此间，只事拒守，无能为矣。”胡国柱道：“二公之论极高。弟自奉命驻扎长沙，未尝征伐，反徒耗精力耳。今当请诸周皇，力主弃去长沙之议，使敌人累军经营以攻湖南者，一旦落空，反改而御我，岂不甚善？”

夏国相道：“但恐周皇注重长沙，恐请命而行必不从也。”马宝道：“夏公之言亦是。但未得周皇之命，谁敢弃之？恐亦徒受责备耳。”胡国柱道：“不如分为二策。先请诸周皇，力言长沙危险，驻守无用。如周皇能出大兵直趋汴梁，自可以解长沙之危。否则，非弃长沙不足以转危为安。看周皇如何主意便是。”马、夏二人皆以为然。便把所议情形，驰驿奏报成都而去。正是：人谋虽在空筹计，天意难回反促亡。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