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李纲奏陈开国计

却说康王因群臣之请，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诏曰：

误国害民如蔡京、童贯、王黼、朱勔、孟昌龄、李彦、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见流窜者，更不复叙。又诏云：民贷常平钱，悉与蠲赦，青苗钱罢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数，后缘岁增，不胜其弊，当裁损以纾民力。比来州县受纳租税，务加概量，以规出剩，可令禁止。应临难死节之臣，许其家自陈。应违法赋敛与民间疾苦，许臣庶具陈。

辛卯，尊元佑皇后为元佑太后，诏改宣仁皇后。榜文播告中外，止贬蔡确、蔡子、刑恕等。十月，罢耿南仲，议者谓：“陛下欲进兵京城，为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误渊圣，天下共知，朕尝欲手剑击之。”命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论主和误国之臣如李邦彦、吴敏、蔡懋、李?、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等，各窜岭南军州。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遥尊干龙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尊哲宗废后孟氏为元佑太后。以张邦昌为太保、奉***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大赦天下，改元建炎，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

先是纲再贬宁江。金兵复至，渊圣误和议之非，召纲为开封尹。行至长沙，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相。时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倚有攀附之功，不得为相，而召李纲，二人甚不悦。李纲至京，入朝高宗，固辞相位。

不允，只得就职。因上疏曰：“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临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愿陛下以为法。”高宗深嘉纳之，因问曰：“朕欲因民心奋厉，六军效勇，直出太原、云中，扫清胡虏，迎还二帝，卿以为何如？”纲曰：“陛下初登大宝，远方之民犹未周知。即今河北，经虏贼残破，民无适从，正宜班诏，宣示远近，使两河百姓知中国有主，各引领而望义旗。那时陛下征伐一行，豪杰响应，亲率六军，直抵沙漠，金兵不患不灭，二圣不患不回，天下幸甚！”高宗大悦。

正议论间，忽阁门大使奏曰：“监察御史张所公干回。”纲曰：“张所深得河北民心，陛下正可与计大事。”高宗即命宣人内殿。张所入见帝。起居毕，帝劳之曰：“近闻卿往河北募其兵士，得几何？”所奏曰：“臣披罪谪置江州，时河北居民被金兵屡屡打搅，不得安生。及臣以圣德宣布招募之，始知朝廷不弃斯民，来应募者，近十七万人。”高宗大悦，曰：“此卿之功能也。”所曰：“皆出陛下洪福。”因上言曰：“河东、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误用奸臣之谋，始割三镇，继割两河，民兵无所系望，陛下之事去矣。”帝曰：“执政者每请朕居京城，卿意如何？”所曰：“陛下若居京城，实有五利：奉宗庙、保陵寝，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系四海之望，三也；释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处，而一意于边防，五也。夫国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与将相之贤不肖，而不在乎都之迁与不迁也。诚使兵弱而将士不肖，虽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然之，欲以国事付张所。黄潜善等力谮之，帝遂不果。

却说李纲自入朝后，高宗五日不召之议论国政。时六月己未朔，李纲入对，内廷见帝，涕泪交流，帝亦为之动容。纲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而朝廷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贼既登城矣，犹假和议已定之说，以疑四方勤王之师。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舆服御、历代所传宝器，下至百工技艺，无不卷掳而去。然后劫迁二圣，并东宫、后妃、嫔御、亲王、宗室，凡系于属籍者，悉驱以行。遣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皆北面屈膝，奉贼称臣，莫有一能死节者。自古夷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赖天佑我宋，使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而承大统，此非人力，乃天授也。然而兴衰拨乱，持危扶颠，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抚万邦，以还二圣，皆责在陛下与宰相。更得有大过人之智略者，相与图治，以成中兴之业，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在靖康时，用力为多。只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国，致国家有祸如此。那时朕尝要在渊圣皇帝前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必须用卿方可。

今朕眇然以一身托于士民之上，赖卿左右扶持，以济艰危。朕意已决，卿勿固辞。”李纲叩首泣谢，且道：“臣未到朝行在数十里间，闻御史中丞颜岐奏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张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礼，欲使陛下置臣于闲地。然臣愚蠢，但知赵氏，不知有金人，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于此。”上笑曰：“岐尝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岐无辞而退，此言卿不足恤。”纲退出。次日上与群臣议及李纲忠义，侍臣皆奏圣上欲创中兴之业，非李纲不可。帝复宣纲入内廷议政。

使臣去不多时，纲披命随使者入，见帝于内殿，同执政奏事讫，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举；相非其人，则朝廷乱而天下之事废。方承平无事之时，犹当考论其朝，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譬如负重致远，力只足以胜百斤，而使之荷千钧之重，则必颠踣于道路矣。以今日国势观之，外则强敌凌侮，二圣在其掌握中；内则兵力单弱，四方盗贼窃发，残破州县者，不可胜数。朝廷之上，僭伪之臣，方且保崇信任，与闻国政。州县之间，官吏废弛，顾望进退，视朝廷号令如不闻。当此之时，虽圣贤驰骛，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疏，独任其责，虽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难也。《易》称，‘鼎折足，覆公饣束’。而孔子以谓智小而谋大，力小而重言，不胜其任也。伏望圣慈博选天下之有才智者为相，仰佐陛下，共济艰难；而臣忧患余生，得以退藏于深渺，不胜幸甚！”高宗曰：“卿素以忠义自许，岂可于国家艰危之时，而自图安闲？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卿其莫辞。”纲感泣再奏曰：“臣愚陋无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颠，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语齐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靖康之初，渊圣皇帝慨然有图治之意。而金人退师之后，渐谓无事，不能分别邪正，进君子退小人。而贤否混淆，是非杂揉，且和且战，初无定议。至其晚节，专用奸佞而黜忠良。虏骑再来，遂有宗社不守之变。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论事，为众人不容于朝，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那时臣自度不足以任责，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谗谮，窜逐远方，必欲杀之而后已。赖渊圣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复召用，然已无及矣。不想今日遭遇陛下龙飞，初无左右先容之助，从彩虚声者，加识擢付以宰柄。顾臣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臣孤立寡与，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志毕虑，图报涓埃，虽死无憾。

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说，皆中一时之病，类多施，后世美之。臣常慕其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望陛下量其可行者，愿赐施行，臣乃敢受命。”帝曰：“卿有言，许直奏毋隐。朕当审而行之。”纲即出札子奏陈：一曰议国是。谓中国之御四夷，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洽，专以守为策矣。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也；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三曰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例程。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议僭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刑，垂戒万世；五曰议伪命。谓国家更大变，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励士风；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七曰议守。谓敌情狡狯，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敌冲；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同朝廷尊；九曰议久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着，宜慎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也。

李纲奏陈十事，高宗皆令留榻上，待详观有当施行者降出。

纲退。

次日，降出议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事施行，余皆留中。纲又与执政同奏事于内殿，进呈议国是札子。上曰：“今日之策，正当如此，可付中书省遵守。”次进呈议巡幸札子，上促留守司修治京城，只备车驾，还阙俟谒宗庙。诏永兴军襄阳府、江宁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

余三事皆依次修举。纲复奏曰：“臣愚瞽，辍以管见十事冒渎天听，已蒙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德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此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陛下降处。”上曰：“是二者，众臣中有与卿议论不同，更待款曲商量，然后行之。”纲曰：“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无可疑者。天下皆谓邦昌处虏中岁余，厚结虏酋，得其欢心，故破都城，迁二圣、东宫，尽取亲王宗室以行，邦昌盖与其谋，此固不可知。然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几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奉使虏中，方国家祸难之时，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则虏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当之，正位号、处宫禁者，月有余日。虏骑既退，四方勤王之师集，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赵野、翁彦国等，皆赍空名告身数百道以行。及彦国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师日进。邦昌知天下之不与也，不得已乃请元佑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断之。《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号，贼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其罪为何如？昔刘盆子以宗室当汉室中衰，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于盆子。不得已以身自归于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为三公，又使得以参与国政，此何理也。议者又谓邦昌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不为无功。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若无邦昌，则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为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盗，主人之戚属悉为驱虏，而其仆欲掩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归，迫于众议，不得已而归其所有，乃欲遂以为功，可乎？今陛下之立，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方国家艰危，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反尊僭逆之臣，何以示四方。”高宗因李纲劾奏邦昌之奸意切，乃令小黄门宣黄潜善、汪伯彦、吕好问等问之。帝顾吕好问曰：“昔虏骑犯京，卿在城中知其详，谓当如何？”好问对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高宗曰：“吾欲远窜邦昌以塞众议，尔等以为当乎？”好问复奏曰：“昔德宗幸奉天之时，不挟朱?以行，后以为悔。陛下莫如宽贷邦昌，以留左右。”纲奏曰：“吕好问之言，首尾两端，且援朱?以为词。且德宗之狩奉天，朱?盖未反也。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恐资以为变，请挟以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反。今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人指叫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正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职，勿以为相。”帝感动。汪伯彦亦曰：“李纲气直，臣等不及。”高宗曰：“卿欲如何处置？”纲曰：“邦昌之罪，理当诛夷。

陛下以其尝自归贷，免死而远窜之。其受伪命者，谪降之可也。”高宗允奏，诏窜邦昌，安置潭州。受伪命臣僚王时雍、吴开、莫俦、李觌等皆贬远方，后并赐死。赠刘韦合为资政殿大学士，李若水为观文殿学士。诏诸路访死节之臣以闻。

次日，李纲入对内廷，因言：“近世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刘韦合、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愿加赠恤。”帝从其请，又赠安国为延康殿学士。即日封李纲兼御营使。因诘国势及靖康以来之得失，纲遂奏曰：“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靖康之弊可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储、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帝。此谓规模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恒、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有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其余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

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恩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因，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才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帝善其言，问曰：“谁可以任其职？”纲曰：“张所、傅亮二人，才智充足，可当其任。”高宗即封张所为河北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路招抚使。是日，二人领职已去。

却说宗泽在襄阳，闻金人有割地之谋，遣人入京上疏，奏知高宗。高宗设朝，阁门大使进上宗泽章疏奏。高宗于御案揭开视之。其疏云：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万世，柰何遽议割河之东西，又议陕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至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朝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云，不得腾播赦文于河之东西、陕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其民也。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

帝览其言而壮之，因问李纲曰：“宗泽其人可任否？”纲曰：“陛下欲中振王室，绥复旧邦，非泽不可。”帝笑曰：“泽在磁州时，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纲奏曰：“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泽之所为，恐类于此。

宗泽正府中议事，闻天朝有使命来到，即出帐迎接。使者宣谕圣谕圣旨已毕，泽叩首谢恩领受。遂排筵席款待使臣，因问：“朝廷众臣节目，谁人秉政？”使臣以李纲为对，泽曰：“靖康之初，若用此人为政，岂有二圣尘蒙之祸？今李丞相复用，天下百姓蒙福矣！”酒罢，打发使人回朝，自走马赴任。

前至东京按视，楼橹尽废，兵民离居其中，盗贼纵横，人情汹汹，并不得安业。泽坐在府堂，召乡老问之。皆言：“自金兵剽掠过后，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城中居民罢乎农桑，几二年矣。今得相公来此为民之主，实吾百姓再造父母也。”泽各安慰而遣之。次日出榜文张挂四门，下令曰：“从今军民不安生业，仍为盗贼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泽威望素着，及见其军令严肃，由是盗贼屏息。远近闻之，无不悦服。泽又遣军民修治楼橹，深沟高壑，预备防守之计。

却说河东巨寇王善聚众七十万，攻掠傍郡，往来东京地界，官军莫敢撄其锋。但见其出，百姓望风逃避。称言欲来掳夺京城。消息报入东京城来，宗泽即聚幕属议曰：“此贼本是乌合之众，迫于时势，遽尔猖獗，若急之则散于异境，复为他方之患矣。莫若宣布朝廷威德，抚而用之，则皆精兵也。彼有妻子父母者，岂忍遽尔就诛戮哉！”从官陈良曰：“留守此意虽善，缘王善小人至顽，今因官军屡挫其刃，彼自以无敌于天下。留守如化之以德，彼为空言终无声。不如会知邻郡，各出精兵，邀其归路，则彼不暇为谋，自当灭矣。”泽曰：“不然，方今国家用人之际，是辈皆朝廷赤子，非饥寒所迫，必官府不知存恤，以至于是。若驱之于死地，非惟损皇上之大恩，亦吾辈失抚驭之过也。”遂不听陈良之言。次日，吩咐部下军士谨守城池，自不带张弓只箭，单骑驰至善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