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自行其是杀身祸

1944年6月29日晚上，隆美尔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伯格霍夫。第二天下午回到了司令部。他知道，由于他直抒己见，元首已经不会再信任他了。他已经做好了希特勒派人来接替他现在职务的最坏打算。

情况却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在其后几天里，并没有任何人来接替他职务。这使他又暗自庆幸起来。相反，没过多久，伦斯德却因同意放弃卡昂而使希特勒大发其火，被迫辞去了西线总司令。隆美尔私下甚至以为将会接替他的职务。

不久，希特勒新的任命又让隆美尔怏怏不快起来。元首让克鲁格陆军元帅接替了伦斯德的职务。克鲁格比隆美尔大9岁，晋升元帅也比他早。克鲁格是苏联战场上的一员老将，以远见卓识和英勇顽强而深得希特勒的欣赏。

当隆美尔见到他时，克鲁格脸上还洋溢着前一周在伯格霍夫作为元首座上客时的那种信心十足的表情。他的这种表情和他那双锃亮的皮靴，立刻使隆美尔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克鲁格见到隆美尔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习惯于像其他人那样服从命令。”接着，他摆出一副审讯的架势，要求看一看隆美尔宣称的他手下将军们提出的悲观报告。

他的态度立即引发了隆美尔的怒火：“我想你似乎忘记了你是在和一位陆军元帅说话。”“我完全知道，”克鲁格早有准备，他反驳道：“直到今天，你一直是在自行其是，独断专行，无视你的顶头上司而越级向元首报告你自己的想法，以后我不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克鲁格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差点让隆美尔气得窒息过去，“我的职责规定得很清楚，我有权要求西线总司令按照我的意愿调集一切必要的军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想在你来之前，元首一定已经向你交代过了这些事项，如果没有，我想英国人或美国人不久便会教会你的。”说完以后，隆美尔便扬长而去。

7月11日，美军向守卫在圣洛交叉路口的德国伞兵发起了进攻，这使圣洛城陷入危境。当天晚上，克鲁格来到隆美尔的司令部，他刚来时的那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派头此刻早已荡然无存了，一副凄惨内疚的神情代替了一个星期前他从希特勒那儿带来的那种盲目自信感。显而易见，他已经失去了信心。

当隆美尔指出盟军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圣洛防线时，他脸上立刻浮现出惊恐的表情，他随即请求隆美尔写一份关于德军前景的预测报告。“我想让元首知道这里的确无法再坚守下去了，”他讨好地对隆美尔说道。

第二天，隆美尔亲自赶赴圣洛去指挥那里的阻击战，但那里的情况让他大为失望。他看到的只是盟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不停地对防守阵地的德军狂轰滥炸，那些浑身血淋淋的士兵们躲在堑壕里作着绝望的抵抗。

“再也不能做这样无谓的牺牲了，”隆美尔回来后立即给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最后通牒，“虽然我军各处都在英勇抵抗，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在我看来，采取政治措施已迫在眉睫。作为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我觉得有责任讲清这一点。”

在随后的几天，他一边视察防线，一边争取前线指挥官们对他想法的支持。

7月15日，他在和西线装甲集群司令埃伯巴赫将军密谈时指出：“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打下去了，我们必须实现停战，为了全体德国人的利益，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16日，隆美尔在视察第17航空师时，对老部下瓦宁袒露了自己的计划，“克鲁格元帅和我已经给元首送去了最后通牒，敦促他作出在西线停战的决定。”“那么要是元首表示反对呢？”瓦宁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如果那样，我们就敞开西线，让英国人和美国人长驱直入，一定要让他们赶在苏联人之前进入柏林，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隆美尔最后强调说。

就在隆美尔逐步实施他的伟大计划的同时，死神正在向他慢慢走来。只可惜，他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

隆美尔这种“舍西保东”的想法不但被希特勒认为是丧地辱国的做法，而且也没有得到盟军的认可。由于苏联对英美企图和德国单独媾和表示出异常强硬的态度，所以英美被迫放弃了和德军西线指挥官们达成任何协议的计划，再次重申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英美的这一声明使隆美尔的计划彻底破产。他已成为盟军在西线的心腹之患，盟军开始考虑尽快铲除隆美尔，扫清他们向前推进的主要障碍。

7月20日，英军特种空军司令部的麦克利奥准将发布了命令：“击毙陆军元帅隆美尔和他参谋部里的高级官员，或将他们绑架到英国。”但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一场意外的事故却使隆美尔逃脱了盟军的刺杀。

7月17日，隆美尔在接见了党卫军第1装甲师作战处处长狄特里希后，便坐上他的专车赶回司令部。就在他们即将开上第179号公路时，隆美尔发现2架盟军轰炸机向他们飞来。他立即命令驾驶员把车子开向旁边的灌木丛，还没等车子转过弯来，飞机上的机关炮便向他们扫射了。一发炮弹离车子不到1米的地方爆炸了，强大的气浪把车子掀了过去，栽进了旁边的沟里。司机当场毙命，隆美尔头部被石头碰了一下，晕了过去。飞行员看到车子已摔进沟里，便没有继续开火，掉头飞走了。

隆美尔被随后赶到的参谋们从沟中救出，送进了附近的贝尔内空军医院。当地的法国医生用碎布条缠住了他凹陷流血的头部，随后又给他注射了两瓶樟脑油。虽然这种急救方法比较简陋，但是它最终还是挽救了隆美尔的性命。

随后几天，隆美尔心情烦躁地躺在病床上。他为失去了西线作战的指挥权而异常懊恼。但他却不知道，正是这次事故，使他幸运地逃避了盟军对他的刺杀。他更不知道，一场天降横祸正在等待着他。

7月20日中午时分，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里，希特勒正在听陆军副总参谋长豪辛格将军汇报战况。

豪辛格沮丧地向希特勒报告苏联战场的情况：“如果我们在贝帕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将会降临。”他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一颗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了。霎时间，残断的肢体四处飞溅，烟雾立即弥漫了整个地下室。

这是德国反希特勒分子们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他们让施道芬堡携带这颗炸弹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炸弹在施道芬堡离开后被豪辛格的助手勃兰特上校嫌碍事而稍稍移动了位置，放到了离希特勒较远的桌子下面，这样，厚实的橡木桌子仅使希特勒受了一点轻伤。

下午，德国广播电台中断正常节目，播送了这一消息，“除了轻度烧伤和撞伤外，元首安然无恙。”午夜过后，希特勒亲自发表广播演说，他的声音由于狂怒显得有些颤抖。“谋划这次行动的叛徒们将要受到惩处，”他最后歇斯底里地狂叫。

隆美尔在病床上收听了下午和晚上的广播，听完后他便高声嚷道：“这帮疯狂的家伙，他们怎能谋杀元首？一个士兵在战场就可以杀死他，可那又有什么好处！”

隆美尔虽然一直希望元首能采纳他的停战建议，但他仍然忠于他的元首。“是谁想要谋害元首，真难以置信！”他气愤地询问前来探望他的卢格，“没有元首，我们国家将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可是隆美尔此刻并没有想到，这一次没有成功的爆炸声却宣判了他的死刑。

7月23日清晨，一辆改装过的大轿车把隆美尔从贝尔内医院转送到了巴黎郊外的勒瓦西内医院。他到达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希特勒拍发了一份慰问电，“我的元首，请接受我的真诚祝愿，愿您能早日康复。”

在医院里，隆美尔是一个闲不住的病人。他经常从病床上爬起来，四处活动，想尽早恢复伤势，重返西线去指挥他的部队。医生为了制止他，不得不从病理室取来一块人造头骨，当着他的面用锤子敲碎，警告他说：“如果您再这样下去，您的头骨也会和它一样四分五裂。”

医生的这种做法的确有效，在以后的日子里，隆美尔变得规矩多了。

在给希特勒寄去那份肉麻的电报后，隆美尔一直焦急地等待元首的回音。他对副官反复表示，自己迫切需要见到元首，要和元首讨论一下德国的未来。“我认为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在西线和英美媾和，这样我们便可以把兵力集中到东线去。”到现在为止，他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这种看法。

隆美尔却并不知道，他已经受到了“七二○”事件的牵连，盖世太保正在搜寻他参加谋反的证据。隆美尔甚至还在考虑由于这次受伤，他应得到第六条“光荣负伤”缓带和伤员金质奖章。

8月8日，汽车把已恢复得差不多的隆美尔送回国内。他又重新回到了露西的身边。露西和仆人卢斯托看到他头部的伤痕，流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他强颜欢笑道：“感谢上帝，我的头还没有像费尔医生所说的那样四分五裂。”

随后几天，隆美尔一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任何指示。他经常自我安慰地对露西说道：“元首一定非常担心我的伤势，所以不愿意让我过早地重返战场。”

后来，在隆美尔家中接连发生的几件怪事让隆美尔开始认识到了他的处境。

一天晚上，他的仆人似乎听见有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当开门时，却只看到一个人影晃了一下，便消失在黑暗中。随后，隆美尔和家人们经常发现夜晚在花园里，总有人影闪动；当他们外出散步或是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去采蘑菇时，都发现有可疑的人一直在跟踪他们。毫无疑问，他已经被盯梢了。

隆美尔对受到这种待遇非常生气。他开始随身携带起手枪来。“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如果我发现了他们，我就把他们干掉。”他气愤地对露西嚷道，但是他却一次也没有抓到过盯他梢的人。

对于盖世太保的这种做法，隆美尔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他已经被软禁了。他已经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9月1日，隆美尔得知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被免去了职务。第二天，斯派达尔被盖世太保以阴谋暗杀元首罪逮捕。第三天，他自己也接到了元首解除他职务的命令。

斯派达尔的被捕使隆美尔惶惶不可终日。他担心斯派达尔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会胡编乱造一些谎言，把他也牵扯进这一事件。

为了赶在盖世太保对斯派达尔严刑逼供之前就设法救出他，免得他胡言乱语，隆美尔匆匆忙忙给希特勒写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我的元首，斯派达尔在出任我的参谋长之前，您曾亲自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并且晋升他为中将。他到我手下后，工作非常勤恳，忠心耿耿地帮助我尽快完成了“大西洋壁垒”的防御部署。在诺曼底战役打响以后，他在盟军强大的海空火力优势下，仍不畏艰险，努力工作，一心想夺取胜利。直到我负伤为止，他都在尽心尽职地为帝国工作着。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免职并被逮捕，我想这一定是一场误会。

在寄出这封信后，隆美尔便心情恐慌地等待着元首的判决。“要么元首相信我，要么…………”他没有再对露西说下去，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1944年10月7日，隆美尔终于等来了元首的判决。早晨，凯特尔元帅来了电话。他冷冰冰地通知隆美尔：“元首要你马上来柏林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们会派一辆专列来接你的。”

隆美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放下电话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惊慌失措的露西说道：“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一到柏林，他们便会立即逮捕我，到时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证实一下，隆美尔还是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给统帅部去了一个电话，询问一下到底为了什么事。接电话的是威廉布格道夫将军，他刚接替死去的施蒙特的职务，担任陆军人事部长和希特勒的第一副官。

“到底是什么事情，元首非要我去？”隆美尔试探地问道。

“元首让凯特尔元帅和你讨论一下你的未来。”布格道夫和隆美尔私交不错，他忍不住在电话中向隆美尔发出了信号。

隆美尔马上听出了话外之音，当即回答说：“我非常想去见元首，但是我的医生不让我作任何长途旅行。请您一定要把这个原因向元首当面说清。”在得到布格道夫肯定的回答后，隆美尔才放下了电话。

随后，隆美尔立刻打电话让他的主治医师、图林根大学的脑科专家阿布里赫教授为他开了一张不能作长途旅行的证明。有了这张证明，隆美尔似乎就像拿到了一张救命符。他劝露西不要再为他担心，“等到元首的心情平静下去以后，我会当面向他解释清楚的。一切都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