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卷三十 内容： ○数目用多笔字陆容《菽园杂记》：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传始于尚书开济，因钱谷之数用本字，则奸人易窜改故耳。 然宋边实《昆山志》已有之。 洪容斋亦谓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柏亦然。 可见多笔字宋已用之。 且不特此也，古书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叁，其义本同。 《鸠。 序》刺不壹也。 而正文则“其仪一兮。 ”《表记》“节以壹惠”，注云：声誉虽有众多，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 《孟子》“市价不贰”，赵岐云：无二价也。 本文用大贰字，注用小二字，二与贰通也。 《大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亦用大壹字。 《系词》“叁天两地”，《释文》云：参音三。 《周礼》“设其叁”，注谓乡三人。 则三与参通也。 又宋人袁文云：十千为万，乃万字也；至万字，则蝎也。 二字义本各别，惟钱谷之数惧有改移，故万借作万字耳。 然《诗》《书》中如“万方有罪”、“万福攸同”之类，《左传》“万，盈数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万。 《汉书。 项籍传》赞引贾谊《过秦论》“起阡陌之中”，《史记》作“千百”，则千百与阡陌通也。 又按梁天监中，东钱以八十为陌，西钱以七十为陌。 沈括云：谓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与伍也。 合而观之，则数目用多笔字自古已然，菽园谓始于开济者，非也。 至廿、卅、字，或以为俗书省文。 按《说文》云：廿音入，二十之并也。 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 卅先立反，四十之省也。 是廿、卅、正古文也。 《国语》“行玉廿”，正作廿字。 《史记》载秦始皇碑：“皇帝临御二十有六年”。 洪容斋谓应作“廿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迁易为二十有六年，故独此一句成五字耳。 由此类推，往往有流俗指为俗书，而其实系本字者。 如礼字、处字、与字，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释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处，释与字云：赐予也，与舆通。 然则今所谓俗字，乃正文也。 又如弃之与弃，饥之与饥，烟之与烟，棋之与棋，栖之为栖，┺之为笋，个之为个，亦正文也。 至有实系俗书，不可用者。 宋景文《笔记》云：后魏、北齐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辨，文子为学之类。 隋有柳，则又因巧言而讹为巩矣。 此则真俗书也。 时俗数目字，又有故为省笔，以便书写者。 《贡父诗话》谓：今以万为万，以千为丿，人人能道之也。 然则以千为丿，宋人已如此矣。 至贡父以万为俗字，则失考。 ○银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内“金银布帛”一条，谓专用银钱为币，直至明中叶始定。 此说殊不然。 按银之为币，古人原用之。 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 然太公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则周时但以黄金及钱帛为币，而银不用。 《管子。 国蓄篇》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又曰：无金则用其绢，绢三十三当金一镒无绢则用其布，布百两当一镒。 《国语》晋夷吾求入国，许赂秦公子絷黄金四十缢。 《国策》：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争斗矣。 是春秋、战国所用唯黄金、刀、布也。 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 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 汉初因之，然晁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 ”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 汉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为币。 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应补“差小”二字〕，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 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 王莽时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朱担银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 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 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 （《北史》魏张普惠疏曰：高祖废长尺、大斗、重秤，后因军国需用，故绢上加绵八两，布上加麻十五斤。 是纳赋皆以绢布也。 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禄，每户增调绢三匹、谷二石九斗，以为俸禄之用。 夏侯道迁岁禄三千余匹，李冲一门岁禄万匹，是官俸皆以谷帛也。 张谠妻为魏所虏，谠以千匹赎之，是赎罪亦绢帛也。 高允死，赐以粟五百石、绢千匹。 高澄生子，魏孝静帝赐锦彩布帛万匹。 是赐予皆谷帛也。 西魏赏擒高敖曹者布绢万端。 是购赏亦布绢也。）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 《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 后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 此盖用银之始。 然第行于边地，而中土尚未行。 （按刘宋时，徐豁以采银户易困，请准银课米。 梁武陵王纪以黄金一斤为饼，饼百为箧，至有百箧；银五倍之。 则六朝时虽不用银，而银已贵重，犹今俗虽不以金为用，而金价自贵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并未尝征钱。 天宝中，杨国忠请令各道义仓及丁租地课皆易布帛充禁藏，玄宗诏百官观库，物积如山。 是亦尚皆用布帛。 宪宗元和三年，诏天下有银之山即有铜，铜可资于鼓铸，银无益于生人，其令现采银坑并宜禁敕。 李巽又奏请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 则并禁用银矣。 （韩愈奏状言：五岭买卖皆以银。 张籍《送南迁客》诗：诲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 可见是时唯岭外用银。）然《唐书。 齐映传》：藩镇初献银瓶高五尺，李兼镇江西，始献六尺，至映又献八尺。 《太平广记》：御史苏某以洛阳寺中有银佛，遂取以归，时人谓之苏扛佛。 则是时虽不用银，而已竞相贵重；既竞相贵重，则渐用之于市易，亦势所必然。 顾宁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间但以银市易，为后世上下用银之始，而不知亦非也。 《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 谕军士曰：“适报魏王平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 ”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 慕容彦超好聚敛，为伪银，以铁为质而银包之，人谓之铁胎银。 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则何必为此哉？ 宋真宗澶渊之盟，定以银、绢各三十万两匹。 徽宗大观三年，将改当三钱，宰执预知其事者，恐所积钱折阅，乃尽以买金银。 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笑。 《李忠定公传信录》：忠定为亲征御营使，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两贯匹。 南宋时赐秦桧造第银绢万匹两。 贾似道母死，赐银绢四千两。 《金史》张行信疏称，买马官市于洮州，以银百锭，几得马千匹，乞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云。 亦可见银已通用也。 按《宋史》仁宗景二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 此为岁赋征银之始。 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 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 金章宗承安五年，以旧例银每绽重五十两，其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 此朝廷用银之始。 宣宗兴定三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 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 此以银计赃之始。 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 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易市，并钱钞亦废矣。 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 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 又《续通考》：文宗天历元年，天下课税之数，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两，银七万七千五百一十八两。 则犹是土宜所出，而非以当赋税也。 《明史》：洪武初，天下田赋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石，钱钞三万九千八百绽，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钱钞五千七百三十绽，绢五十九匹。 是所征者犹第米麦钱钞及绢，而未有银。 洪武九年始有折纳令，其制屡有增减。 （九年银一两，钞十贯，钱千文，皆折米一石。 十八年钞五贯折米一石，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折米二石，棉布一匹折米一石，苎布一匹折米七斗。 三十年又改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四石，绢一匹石二斗，棉布一匹一石，苎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然是时制令，凡愿折者听，不愿者仍纳乐中，以钞法不行，并禁民间金银交易，本色，并非专主于银。 永犯者以奸恶论；有首捕者，即以交易金银赏之。 则赋税不收银可知也。 宣德四年，偶有秋粮折银赴部之令，遂为征银之始。 正统元年，令南京粮米愿折色者，听以布帛银两折纳，则亦尚不全征银。 （永乐中迁都北京，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请领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 周忱抚江南，奏请贫户纳粮，每银一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故有是令。）七年，令夏税绢每匹折银五钱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处粮米折银（天顺十年，令浙江绢每匹折银六钱，十一年又令江南等处粮每石折银八钱五分），自后各省夏税类多征银。 然王鏊《震泽长语》正德以前各处税银马草折银税课折银入京共二百四十万。 又《明史。 韦商臣传》：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今麦损九万，米损二百五十万。 此系嘉靖间事，则正德、嘉靖时所征银亦尚少。 隆庆中，葛守礼言：近乃为一条鞭法，计亩取银。 则夏税一概征银，实起于隆庆中。 西庄之说亦相合，但系钱粮专征银，而非民间专用银耳。 ○金银以两计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 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赐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赐周勃金五千斤，陈平、灌婴金二千斤，武帝以东方朔谏起上林，赐金百斤。 以及南北朝时，犹以斤计。 如魏孝文帝赐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梁武陵王以金银百斤为饼之类是也。 侯景围城，羊侃率兵御之，诏送金五千两、银一万两赐战士。 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 其后陈将周罗彭城之战，拔出萧摩诃于重围，以功赐金、银各三千两。 梁睿平剑南，隋文帝赐金二千两；又平王谦，赐金二千两、银三千两。 王谦作乱，王述执其使上书，文帝亦赐金五百两。 又文帝尝赐萧岿金五百两、银千两。 周法尚破李光仕，文帝赐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 则金以两计，银犹以斤计。 炀帝以来护儿破杨玄感功赐黄金千两，以王辨击破山东贼盗功赐黄金二百两，事俱见《南、北史》，则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隋之世也。 《通考》谓萧梁间交广以金银交易，既是民间交易，则零星多寡不齐，自必细及铢两。 又《宋书。 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输半两，则国制收银课亦以两计。 因而上下通行，俱论两不论斤。 且古时金银价甚贱，故以斤计，后世金银日贵，故不得不以两计也。 ○忽丝毫厘分钱王西庄谓：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为权之名，不知起于何时？ 又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分，十分为钱，皆未详所起。 按此事见《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数，唯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后世乃改铢为钱，十钱为两，自此而上，十两、百两、千两、万两，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盖以便于用。 其实钱字乃借用钱刀之钱，非数家正名也。 唐开通元宝钱每文重二铢四，累积十钱，恰重一两，故后人即以钱为两中之十也。 分与厘、毫、丝、忽本亦度之名，《孙子算术》：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寸。 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丝、忽、毫、厘、分、钱之数。 此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之所由起也。 今俗权货物者曰称，权金银者曰等子，宋初皆谓之称。 刘承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 元丰以后，乃有等子之名。 李チ《师友谈》记邢和叔谓“秦少游文章铢两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来也。 ”宣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今人行文，以白金一两为一金，盖随世俗用银以两计，古人一金则非一两也。 《汉书》注：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 然则古之一金乃一斤耳。 ○元宝各省解部正课银每锭五十两，名曰元宝。 按《辍耕录》载，至元十三年，元师平宋，回至扬州，伯颜令搜检将士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锭重五十两，其字号曰扬州元宝。 归朝献之，世祖大会诸王公，以之颂赐。 后朝廷亦有自铸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又有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东所得银铸成者。 又《续通考》：至元三年，杨上言：平准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盗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曰元宝。 从之。 今之元宝，盖于此。 按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 以旧例银每绽五十两其直百贯，发间或有截凿之者，故更铸小锭。 凡俸饷皆银钞兼支。 则金时已有五十两一锭之元宝矣，然元宝之名，其实不始于银，而始于钱。 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钱，其文乃欧阳询所书。 晋天福三年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 宋太宗铸钱常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 后每改元，更铸以年号元宝为号。 仁宗时改年号曰宝元，钱文当曰宝元元宝，乃改铸皇宋通宝四字（自后钱文则曰通宝，历代因之）。 可见元宝之名，本属钱文，因而后代制钞亦用之，铸银亦用之也。 （元中统二年，王文统请造中统元宝交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又按，钱之有年号，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其文一边曰四铢，一边曰孝建。 其后去四铢，专为孝建。 此又历代铸钱用年号之始也。 ○短钱古来用钱未有足陌者。 梁天监中，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 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为百者。 唐盛时用足钱，天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为百。 后唐天成中又减其五。 汉乾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其三。 宋初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间或至四十八。 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定以七十七为百，然民间所用多寡终不一也。 （《五代史》又谓王章为三司，缗钱本以八十为百，章又减其三，是以宋时以七十七为官钱）。 《续通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间用钱以八十为百，谓之短钱；官用足百，谓之长钱。 有大名男子干鲁补上书，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百，遂为定制。 高江村《天禄识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为百，席上赉人，不以为怪。 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 《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 是前明已有低钱两当一之令矣。 犒赏之类，或以三十五文为百。 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已不甚悬绝也。 ○石石本权衡之数也。 汉《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极数。 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 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属岐误。 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未尝以斛计。 叶石林谓以斛为石自汉以来始见之是也。 《管子。 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 《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 又《汉书。 食货志》记李悝之论曰：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 时俗所称，盖相沿旧名也。 又按：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 《汉书。 成帝纪》注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虽官秩之名与所得俸之实数多寡微有不同，然不略不外乎一斛为一石也。 盖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 后世五斗为斛，而两斛之数十斗，此仍沿一石之旧名耳。 按《苇航纪谈》：宋韩彦古为户部尚书，孝宗问曰：“十石米有多少？ ”对曰：“万合、千升、百斗、廿斛。 ”然此五斗为一斛，宋时已然。 ○斗称古今不同《说文》云：一斛粟舂九斗米。 张晏则曰七斗。 《九章算术》则曰六斗。 盖古者十斗为一斛也。 《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则百斗而足矣。 北齐因童谣有“百升飞上天”之语，遂杀斛律光。 是齐时犹以百升为斛。 董《碧里杂存》谓今官制五斗为斛，盖取其轻而易举，实则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于古，乃今之升斗大于古也。 《汉书。 匈奴传》：一人三百日食用Я十八斛，则人每日食六升。 王充《论衡》云：中人之体，日食斗食，啜斗羹乃能饱。 则人每日食一斗，若准今之升斗，人岂能胜此乎？ 则知其时升斗小，故以十斗为斛，后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为斛。 董所云，盖未深考也。 然累朝递变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 沈存中《笔谈》云：秦、汉以前，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当今十三两。 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 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 孔颖达《左传正义》云：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 是魏、齐已倍于古也。 又云：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 则周、隋又大于魏，齐也。 （《隋书。 律历志》：隋以古斗三斗为一斗，古称三斤为一斤。 顾宁人谓三代以来斗称至隋而大变。）杜《通典》谓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 则唐之斗称又加于六朝矣。 《珊瑚钩诗话》：刘仲原得铜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后刻云重四十斤。 以今权量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 陈无择曰：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 至宋以开元钱十个为一两，今之三两得古之十两，是宋之斗称较唐又大矣。 《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以一石当今七斗故也。 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矣。 然此犹以官斗、官称论也，至市斗、市称，则又有随地不同者。 如今川斛大于湖广，湖广斛又大于江南，称则有行称、官称之不同，库平、市平之各别，又非禁令所能尽一。 而市侩牙行自能参校，锱黍不爽，则虽不尽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广，乃宋贾似道之遗。 明人《农田余话》云：今之言斛，起于贾似道。 元至元间，中丞崔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 遂颁行之（亦见《崔传》）。 宋胡琦《耕录稿。 拟木斛除度支使诰》有云：兹选尔中通而外直，体圆而用方。 又《代木斛谢表》云：乾圜合制，粗守均平。 是宋以前之斛乃圆制，如今之圆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则古斛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后世权量大约三四倍于古，惟尺度不至如权量之迥殊。 《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 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 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 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 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倍。 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 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 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尺六寸六分。 《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 丘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 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缝尺相近。 历举此数说以观，可略见历代尺度之长短，大概比古尺只赢三寸有余也。 《新唐书。 张孝忠传》、《李晟传》俱云长六尺四寸，马燧、杨收《传》皆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云长六尺五寸。 顾宁人云：昔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他书所未见。 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量酒用升斗今人量酒皆以斤两计，古人则不论斤，但以升斗计也。 《考工记》：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 《韩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 《韩诗内传》：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是古来量酒皆以升斗。 《史记》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李白诗：兰陵美酒斗十千。 杜甫诗：速来相就饮一斗。 东坡赋：我有斗酒。 则唐、宋亦尚沿旧制。 今酒肆虽论斤，而酒时亦用竹筒出之，仍升斗之遗法也。 ◎火炮火枪军中火器，古已有之。 《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属，已肇其端。 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烧、秭归之火，皆以草木苇获而灌脂，非火药制器也。 至所谓炮者，则皆以机发石。 《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法行三百步。 《三国志》：袁绍起土山高橹，射曹操营，操乃为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 《南史》：黄法攻历阳，炮加其楼堞，克之。 《通鉴》：秦王世民围王世充于洛阳城中，作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 《唐书》：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炮飞巨石，一发毙数十人。 《通鉴》：周世宗攻寿春，自于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炮用。 《宋史。 张雍传》：蜀中王小波作乱，雍守梓州，贼来攻，辄发机石击之，乃退。 《独醒志》：靖康被围，金人发炮破城。 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 其人归自太原，见张孝纯设此而炮无所施。 《金史》：元兵围洛阳，金巡警使强伸创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 及元兵攻汴，金龙德宫造炮石，取艮岳太湖灵壁假山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 元兵用炮则不然，破大或碌碡为二三，皆用攒竹炮，有至十三梢者。 《毛传》：何〔阿〕驴、樊乔仕金为司炮，后降元军，仍司炮，给元人曰：“炮利于短，不利于长。 ”使截其木数尺、绠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 是历代炮法犹多用机发石也。 然火炮实起于南宋、金、元之间。 《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霹雳炮，以纸为之，实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也，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遂败之。 又魏胜创炮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 此近代用火具之始。 《续通鉴》：金人守汴，于城上悬风板之外，以牛皮为障。 蒙古以火炮击之，随即延。 城中亦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铁甲皆透。 蒙古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 城中以铁绳悬震天雷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迸碎。 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 蒙古惟畏此二种。 又《金史》及《续通考》：金哀宗时，蒲察官奴以火枪破敌，以纸十六重为筒，实以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绳系枪端，以铁罐藏火，临阵烧之。 火出枪前丈余，元兵不能支，遂溃。 其后阿里海牙攻樊城时，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炮法（《元史》：世祖征炮匠西域阿老瓦丁与其徒亦思马因至，造大炮竖午门前，试之，彻数十里），命送军前。 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 一炮谯楼，声如震雷。 世所谓襄阳炮也。 盖火炮之制，至是而益精。 且来自西域，故世传为西洋炮。 至如宋开宝中张和仲所记岳义方火箭，及曾公亮编《武经》有虎蹲、旋风之炮，蒺藜、霹雳之球，则固未如后世大火炮之用耳。 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及碗口铜铳、手把铜统、佛郎机等品。 建文东昌之战，燕军为火器所乘，死者万余。 征南时，张辅以神铳击破交趾象阵。 也先围京城，于忠肃欲放大铜铳，掘土坑藏身，亲燃火于药线以击敌。 是皆火器之试于用者。 而鸟枪则起于嘉靖中。 郎瑛《七修类稿》云：嘉靖间，倭入内地，有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 按《续通考》所记前明军器，但有弓弩、盔甲、枪刀、铜铳之类，而沿弹则嘉靖四十三年始用。 唐顺之疏云：国初止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鸟嘴铳皆后出。 鸟嘴铳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 其点放之法，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燃其管。 背施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无不着者（此即今之鸟枪）。 火技至此而极。 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云云。 据此则鸟枪起于嘉靖中，传自倭人明矣。 然《续通考》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于卫库见鸟嘴铳，乃倭变未作时所故有者。 则又非起于嘉靖。 按丘文庄云：神机火枪，以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为尤巧，命内官如其法监造。 王鏊《震泽纪闻》亦云：文皇北征时，初得安南神枪，虏一人直前，二人继之，皆中枪而毙。 又明制：凡火器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许成造。 然则前明征交后已有鸟枪，但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 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 按《明史。 兵志》“火箭”条内，永乐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 大者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 所谓用车者，即今之大炮也。 用架、用桩者，盖即今之鸟机炮也。 其用托者，盖即今之鸟枪也。 是鸟枪之制，永乐中已有之，然不传于外。 永乐二十年，虽从张辅请，置炮于大同等关以御敌，然利器不示人，朝廷每慎惜之。 宣德中，又敕宣府总兵谭广谓：神铳国家所重，以壮军威，勿轻给。 正统六年，边将黄真立神铳局于宣府，帝犹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特敕止之。 是正统以前，鸟枪未尝传习于外，直至嘉靖以后始用之于营伍耳。 ○纸钱欧阳公谓五代礼废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以为纸钱自五代始，其实非起于五代也。 《汉书。 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 如淳曰：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 《南史》：吴苞将终，谓其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 ”是汉及六朝固皆用实钱。 然《汉书。 郊祀志》令祠进五牢具皆以木寓马代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皆以木寓马代。 则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于钱耳。 《事林广记》及《困学记闻》皆谓汉以来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而不言起自何代。 唐临《冥报录》、曾三异《同话录》谓，唐以来始有之，名曰寓钱，言其寓形于纸也。 《法苑珠林》则谓起于殷长史，洪庆善《杜诗辨证》则谓起于齐东昏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 二说虽不同，然《封氏闻见记》谓纸钱魏、晋以来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无不用之。 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 《旧唐书。 王传》：开元二十六年，为祠祭使，乃以纸钱用之于祠祭。 《通鉴》亦谓用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 此又为朝廷祀典用纸钱之始。 盖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则自始耳。 然曰习礼者羞之，则其时尚有不用者。 《唐书》：范传正言：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 至宋，钱邓公犹不烧楮镪。 盖古人祭祀，本用玉币，汉以来始用钱。 后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纸，故一二守礼之士非之，以其起于祈祷以徼福也。 其实律以《檀弓》明器之义，则纸钱固未尝不可。 邵康节春秋祭祀亦焚楮钱，伊川怪问之，曰：“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 ”朱子云：“国初言礼者错看，徒作纸衣冠而不作纸钱，不知纸衣冠与纸钱何别？ ”戴埴《鼠璞》亦云汉之瘗钱，近于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纸钱，深有合于涂车刍灵之义。 袁《枫窗小犊》记宋思陵神舆就道，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过度其亲，恐非圣主所宜。 孝宗抵之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能不用一钱乎！ ”《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盏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亦见都穆《听雨记谈》）。 此又后世黄白纸钱之始也。 按《北梦琐言》：王司徒潜与武相元衡善，元衡被刺，潜尝四时烧纸钱祭之。 有许琛者暴卒，见冥官，冥官谓未当死，乃放之还，因令寄声王司徒，谓“我即武相公也。 感司徒尝资我纸钱，但多穿破。 为我语司徒，须加检校。 ”杨收为杨元所谮死，一日忽谒郑愚借钱十万，郑允其半。 收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着地。 ”郑如数烧之。 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须纸钱？ ”夜梦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须之。 ”由是人皆信用纸钱。 《夷坚志》：邹智明得暴疾，请僧诵《孔雀明王经》，见有孔雀来逐鬼。 鬼谓邹曰：“我辈当去，愿多烧冥钱与我。 ”乃呼仆买楮币焚之，诸鬼尽去。 项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来与女同宿，且语项云：“吾父室庐敝，拟建新居，求钱助费。 ”乃焚纸镪数百束。 又云：“钱多无人辇送。 ”乃画两力士焚之。 遂去。 又赵天羽小说：明崇祯末，亦师市肆人鬼杂出，有以纸钱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觉。 乃设水盆，令交易者投钱于水，以别真伪。 《东轩述异记》：高阳长发堂记：一人梦故友来访，索银钱，许之。 友复曰：“锭须满金满银，阡张纸帛须完全者。 ”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见之，与语冥间事，曰：“世间纸钱亦有用乎？ ”曰：“亦好。 ”然则纸钱纸镪冥间真用之矣。 岂人世之所意为者，鬼神即从而犭旬之耳？ ○纸马《天香楼偶得》云：俗于纸上画神象，涂以彩色，祭赛既毕，则焚化，谓之甲马。 以此纸为神所凭依，似乎马也。 然《蚓奄琐语》云：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 有穹窿山施炼师（名亮生），摄召温帅下降，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 师云：“献马已多。 ”帅判云：“马足有疾，不中乘骑。 ”因取未化者视之，模板折坏，马足断而不连。 乃以笔续之，帅遂退。 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以钱代蓍《辍耕录》云：今人卜卦，以钱代蓍，便于用也。 然不详所始。 储泳《祛疑》亦但谓近世以钱掷爻，取其简便而已。 按贾公彦《仪礼疏》云：古者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 陈继儒《群碎录》引此而申明之，谓两背一面为拆，两面一背为单，俱面为交，俱背为重。 公彦疏如此，则唐人已用之。 按《耳目记》：王庭凑召五明道士卜，掷卦三钱皆舞。 此唐时钱卜之证也。 今考《朱子语类》并不始于唐，实自汉始。 《语类》曰：今人以三钱当堞蓍，乃汉焦赣、京房之学。 又云：卜卦之钱，用甲子起卦，始于京房。 项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 火珠林即交、单、重、拆也，则钱卜始于京房无疑矣。 唐诗有“君平掷卦钱”之句，益可见君平已用钱卜。 储泳又谓：自昔以钱之有字者为阴，无字者为阳，朱子则以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 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因反旧法而用之。 故建安之学者悉主其说，至今术家皆然也。 按古者铸金为镜，其阴或纪国号，故有字者宜为阴。 然镜有面，故其背有字；钱无面，则自当以有字者为面。 若本朝之钱，一面纪年号，一面纪省局，则以年号为面，更不待言矣。 ○门帖门帖本古之桃符。 《后汉书。 礼仪志》“新春用桃符”注引《山海经》：度索山大桃树，树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能辟百鬼。 故黄帝象之，冬月驱傩毕，既立桃梗于户上。 王充《论衡》亦曰：立桃象人于门户。 然则桃符之制，其来最古。 《风俗通》曰：桃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 然古时用桃梗，后世则易以红纸，而书吉祥语于其上，不知始自何时。 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云：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 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 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 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 已而帝复出，不见悬挂，问之，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以为献岁之祥。 ”帝大喜。 又太祖赐陶安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见《列朝诗集》。 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见《明史》本传。 则门帖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 然《辍耕录》云：张之翰由翰林学士除松江知府，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 ”是岁遂卒。 元贞者，元成宗年号也。 《癸辛杂识》：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 ”包宏斋致仕后，作园居，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 廖药州桃符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 ”“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 ”又《夷坚志》湘乡学长王仲淹书孙庙桃符曰：“竟说素王颜有喜，定知黄甲捷先通。 ”已而王仁伯改名颜，遂发解。 次科仲淹又改孔庙桃符曰：“素王颜色津津喜，黄甲科名鼎鼎来。 ”己而王南强又登第。 则宋、元时已有门帖矣。 不特此也。 《说苑》：五代时伪蜀每岁除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 时孟昶子善书，取本宫策勋府桃符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 ”明年王师平蜀，以吕余庆知军府事，即策勋府为治所，而长春乃太祖圣寿节也。 亦见黄林复《茅亭客话》。 而杨文公《谈苑》又以为孟昶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则门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时早有之矣。 ○名帖以纸通名，谓之拜帖。 刘冯《事始》云：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 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 按此说亦有可疑者。 既云削木为刺，则应是未有笔墨以前，乃六经及先秦、西汉之书，并无刺字，汉初犹谓之谒。 《史记》郦生踵门上谒，按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报沛公。 《汉书》：高祖绐为谒曰：“贺钱万。 ”师古注曰：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 又石奋为中涓，受书谒。 《袁盎传》：上谒。 《娄敬传》：将命者惊而失谒。 又隽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上谒暴胜之。 注皆云：谒，如今之投刺也。 是汉时皆谓之谒，无所谓刺也。 怀刺始见于祢衡，又《后汉书。 循吏传》郭林宗赍刺就太学，谒仇览。 又《童恢传》：杨赐被劾，诸掾属悉投刺去。 其时已在蔡伦造纸之后，若如刘冯所云，则未有纸以前谓之谒，既有纸以反削木为刺，似非事理然。 鱼豢《典略》：皇甫规家居，有雁门太守亦归里，以刺来谒，规不礼之、以其刺刮髀。 则刺又似削竹木为之者。 窃意古有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未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 故《事林广记》云：见长者用名纸，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 六朝时名纸但谓之名。 《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士无不悉狎。 晚还家，所赍名必尽。 《通鉴集览》：唐百官于ト门奏榜子。 榜子用纸阔四五寸，书乡邑姓名于其中。 刺则用纸阔二三寸，书姓名于纸之前，反卷如箸，以红绒要之。 凡谒人，必先托门者通进，谓之投刺。 曰反卷如箸，盖犹存削木遗式也。 李济翁《资暇录》谓李德裕为相时，人每通谒，改具衔起居，谓之门状。 此后世门状之始。 （沈括《笔谈》谓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 ”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其式先具事因，申取处分，宰相于状后判引，方许见。 后人乃渐施于执政私第。 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 近世谄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 《北梦琐言》又云：大中时薛保逊方作门状，后又以所怀列于启事，号为门状启，其式云“谨候起居”云云。 又费兖《梁溪漫志》谓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政、宣间乃去此一行，其末称“裁旨”，此可见宋时门状之式。）皇甫庸《近峰闻略》：刘瑾用事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 然则古来名纸门状尚皆用白纸，今所用红帖则自刘瑾始也。 （王阮亭《香祖笔记》谓，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用红柬为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义。 此盖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纸也。 翰林之用红用白，盖自用红帖以后稍有区别耳。）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 又《迪吉录》记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货者皆不受，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 又可知是时尚未全用红纸，而奔竞者则益踵事增华。 《啸虹笔记》载，茅浔阳每谒严嵩，用赤金缕姓名，疑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而阍人利其金，每传报后辄取金去，以是嵩败，茅竟免交通律。 则并有用红绫金字者矣。 《涌幢小品》记张江陵盛时，诌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 江陵不通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 则又有用红绒织锦者矣。 又王州《觚不觚录》云：亲王投刺，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体至尊也，惟鲁王则一切通名。 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 至江陵，则无不称晚生矣。 当江陵时，袭封者至称门生矣。 （《觚不觚录》又云：故事，投制柬面皆书一正字，万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书正字，为江陵讳也。 明人小说又记，正德中一大臣谒刘瑾刺，称“门下小厮”。 嘉靖中一仪部谒翊国公刺，称“渺渺小学生”。 又有自称“将进仆”、“神交小子”、“未面门生”者。）即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风也。 翰林名帖例写大字，盖起于有明中叶。 《涌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几与亚卿等。 余在姚画溪公家，见公座主王槐野单名帖，称友生，字仅蝇头。 是科甲辰会元瞿文懿亦有单帖，称年侍生，与槐野字略相等。 可见前辈谨朴如此。 据此则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 《涌幢小品》又记，御史与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颇大。 王伟为职方时，口占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 ”后伟为兵部侍郎，有客贺曰：“大名今属公矣。 ”又占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 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 ”《冬夜笺记》云：昔见前辈往来名刺，亲戚则写眷，世交则写通家，同年子弟写年家。 自明末尚声气，并无半面者亦称社称盟，今则改为同学，且无论有科第与否，俱写年家矣。 《分甘余话》：顺治中社事盛行，京师往来投刺，无不谓社盟者。 杨雍建疏言之，部议饬禁，遂止不行。 二十年来，京师通谒无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戏为词曰：“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 《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 木棉作布，丘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棉皂帐事，据史《释文》木棉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也。 按史《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 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棉树也。 《南史。 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布不殊。 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 今粤中木棉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 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 按《南史。 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 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ふ。 《新唐书。 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 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棉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 而其时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 迨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 史北宋人（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 以此推之，则梁武木棉皂帐即是草本之棉所成，而非木棉树也。 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 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 ”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 ”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 ”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 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童花。 （草棉亦名童花。）李琮诗：”腥昧鱼吞墨，衣裁木上棉。 “东坡诗：”东来贾客木棉裘。 “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棉。 《宋史。 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 皆此物也。 然则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 盖昔时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 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形之歌咏，则其为罕而珍重可知。 迨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 谢枋得有《谢刘纯父惠木棉》诗云：”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 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艰辛。 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 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 奈何来瘴疠，或者畏苍。 吾知饶信间，蚕月如岐。 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 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 角齿不兼与，天道斯平均。 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 “据此，则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而江南无此种也。 元人陈高有《童花》诗，云：”炎方有童树，衣被代蚕桑。 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 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 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 培根浇灌频，高者三尺强。 鲜鲜绿叶茂，灿灿金英黄。 结实吐秋茧，皎洁如雪霜。 及时以收敛，采采动盈筐。 缉治入机杼，裁剪为衣裳。 御寒类挟纩，老稚免凄凉。 “陈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学种之，则其来未久可知。 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法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 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 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 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 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 《琅牙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 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 《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 《程钜夫集》有《送人赴浙东木棉提举》诗。 钜夫仕元初，而其时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 丘文庄所谓元时始入中国，非无稽也。 《明史。 食货志》：明太祖立国初，即下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又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 发布时间：2025-12-10 22:45:13 来源：番茄文学网 链接：https://www.kuansang.com/book/131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