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3部分 内容： 散漫的工匠们与这种生机勃勃的情绪相反的是，我家厨房的改造工程开始变得停滞不前。 受到初春信息的几次催促之后，工人们像候鸟一样迁徙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有朝一日还将重返的物证，表示他们到时一定完成工作的决心。 工人们突然消失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的发生更有明显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纷至沓来，过上几天到几周不等简朴的乡村生活。 而每当他们到来之前，总会想到，别墅需要经过稍加整修之后，假期才能称得上圆满和愉快――比如，在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在游泳池边架上一支探照灯啦，在花坛里重铺一层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换屋瓦啦等等，操心的事情种类繁多。 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呢？ 于是，他们纷纷在同一时间打电话给本地的建筑商和工匠，提出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必须做好”之类的指示。 而这种指示的背后，通常都意味着慷慨丰厚的报酬。 速度最重要，至于钱，根本不成问题。 这个诱惑无疑太大了。 大家对密特朗总统刚上任时的景况都还记忆犹新。 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死守着钱不肯轻易花掉一个大子儿。 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当然也跟着清淡下来。 这样的景况，天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来？ 所以，有活干的时候就必须先接下来再说，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便只好暂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了。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方式做出反应，但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一可减轻挫折感，而另一种方式则只能徒增烦恼而已。 我们两种方式都尝试过。 起初，我们努力扭转时间观念，试图依照普罗旺斯的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 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 这个月，下个月，有什么不同呢？ 来一杯茴香酒，轻松一下嘛。 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 但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已经逐渐变绿，开始长出野草来了。 于是，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 而这段体验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极具教育意义。 我们了解到，时间在普罗旺斯是一种极富弹性的商品，即使再清楚明确的词汇也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含义。 “马上”可能是指今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是说本周内不详的某个时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词语了，它也许是三个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可能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了在讨论期限问题时，必须能够看懂对方的手语。 当普罗旺斯人看着你的眼睛向你保证他本周二一定来敲你家门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手上的动作是至关重要的。 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只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则表明，他有可能会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若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个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要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 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 有时，手势之外还会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 “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等等情况。 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合约中天经地义的一项条款，而我们却越来越对这句话产生了无限的狐疑。 但是，虽然他们如此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的愤怒却从来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而且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干活，工作品质又无可挑剔。 综合评价起来，他们还是值得等待的。 所以，我们渐渐修炼出一点点修养，开始学会依从普罗旺斯人的习惯行事。 我们告诉自己，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事情只要出现一丁半点的进展，我们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园沉思录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 两三天来，他驾驶着那辆铿锵作响的拖拉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来回穿行。 那机器不停地向两边喷洒出肥料似的东西。 他时不时地停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用来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荒地，先是从一头打量一会儿那块荒地，然后爬回拖拉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停车走到荒地的另一头去研究它，还不时地来回踱步，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我走过那片荒地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 可是在我眼里看来，那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地上除了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碎片，不过是普通的半亩荒地而已。 据我猜测，福斯坦一定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什么金银财宝吧？ 我们自己已经在房子的旁边挖出过两枚拿破仑时代的金币了，而据福斯坦说，这一块地方可能还有更多财宝。 可是一般的农民是不会把金子埋在农田里的吧？ 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 此事大有蹊跷。 那晚，福斯坦偕同夫人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白皮鞋、桔色衬衫，显得颇有几分商人气质。 他还随身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 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吗，你们葡萄园里种的葡萄生产的酒，就是著名的卢贝隆坡地葡萄酒，马上就可以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啦？ ”他靠回去，缓缓点着头，在我们慢慢品味这条新闻的价值的同时，他不停地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嘟囔着：“是呀”，“是啊”。 确认我们已经完全吸收了刚才的新闻，福斯坦才慢条斯理地接着说下去：这就意味着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可要赚大钱了。 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 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了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速度更早饮完——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做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了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那是政府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准许我们在瓜地上种植葡萄。 在我们阅读文件时，福斯坦在旁不断地自责那块地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种瓜了。 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山里的野猪还经常跑来偷吃。 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被野猪吃掉了三分之一。 好好的收成莫名其妙地进了野猪的肚子！ 福斯坦似乎一时沉浸在这痛苦的回忆中，直到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福斯坦接着说道，他不经意地已经计算过，如果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一千三百枝葡萄藤。 听到这话，我和妻子彼此会心地互望了一眼。 我们都喜欢酒，也同样喜欢福斯坦，而既然他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对改种葡萄也就没什么意见了。 福斯坦走后，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 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 再说，在普罗旺斯哪会有什么能够快速完成的事情？ 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也未可知。 葡萄种植军团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拖拉机已经开始在瓜田里进行翻土作业了。 两天后，插枝队正式抵达。 这是一支由五个男人、两个女人以及四条狗组成的混合军团。 领队的是葡萄种植专家鲍琪先生。 他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的经验了。 鲍琪先生登着一双帆布靴子，亲自跟在拖拉机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推动小犁，以便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 他皮革一般坚韧的古铜色面庞上透着专注的神情。 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着一根竹竿，以麻绳连接，麻绳上每隔若干距离都画上一定的记号。 终于，整块田地被切割成若干细长的条状分布，可以插葡萄枝了。 小型货车运来新鲜的葡萄枝，大约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满了红色的蜡。 鲍琪先生亲自在旁边检阅他的插枝装备。 我原以为会用机器插枝，结果却只看到几支中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 插枝队短暂地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散开，各自组编队形。 鲍琪像握着方向盘一样手持那个木头三角在前开路，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并留下记号。 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按照鲍琪的记号打出葡萄藤将要生长的孔洞，而插枝和填土的工作则由后面的人来完成。 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的游艇帽。 狗儿们则欢快地在每个人的腿边蹿来蹿去，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 可是距离丝毫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直到位居队伍中间的人一边赶狗，一边插进来抱怨说线不够直。 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不停地移动，直到大约下午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了两只大号的篮子，大伙儿才停工，开始坐下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茶。 田间小憩大伙儿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向篮中的食物发起了进攻。 从远处看来，这情景酷似布瑞松的素描画。 大篮子里装的是四公升的酒和满满当当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 这时，安德烈老爹也来了。 似乎他是来视察工作进展情况的。 我们看见他一到田边便挑剔地用手杖敲打着种植了葡萄藤的泥土，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之后，老人走过来加入了大伙的行列。 他先喝了一杯酒，随后也坐下和我们一起晒太阳。 善良温和的老人一副无所适事的样子，用沾满泥巴的拐仗摩擦着狗的肚皮，开始问安莉今晚吃什么。 他想早点开饭，好接着看他最喜欢的肥皂剧《圣塔巴巴拉》。 酒喝光了。 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又回去工作了。 傍晚时分，葡萄枝已经全部插好。 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幼小枝条在夕阳下若隐若现。 插枝队开拔到我家后院，大伙儿一边舒展着脊背，一边再喝上几杯茴香酒。 我趁机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该付多少工钱。 使用了三天拖拉机，再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想必要摊上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吧？ 福斯坦连忙解释，急得把手中的杯子都放下了。 他说，藤枝的钱我们是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 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 算起来谁也不吃亏。 他说，这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 他笑着用一根手指敲打着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拖拉机和农夫们还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 我们那套“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似乎已经宣告无效了。 誓死捍卫家园卢贝隆的春天流露出不同的声息。 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钻出来，用它们悦耳的鸣叫取代了枪声。 我沿着山径走向马索家时，惟一刺耳的动静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 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至，决定趁机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到马索时，他正端详着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的一根五英尺高的木桩。 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领地！ ”山道上还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相同的告示，以及一堆大石头。 显然，马索是打算把这一块空地封锁起来。 马索抬头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接着又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力地锤打，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刚问候了他的母亲。 我问他在做什么。 “挡住德国人。 ”他说着，开始动手推动石块，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想要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这里不可能属于他。 于是我便提出，这块地似乎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 ”说着，他又移动了一块大石头。 “每年夏天他们都会跑到这儿来，支起帐篷，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马索站起身，点燃一支烟，然后十分自然而顺手地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 我问他有没有想到过，要是多放几个德国鬼子进来，没准儿会有人看上他的房子呢！ “带帐篷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 ”他嗤之以鼻地说：“你真该看看他们车里带来的东西，全都是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 什么他们全都带来啦。 知道了吧？ 一群小气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新角色来，继续向我说明普罗旺斯农民们的困境。 他承认观光客——甚至包括德国观光客——的确给地方上带来了些财富。 有些外来户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建筑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了吧！ 这简直是一个阴谋！ 一般的农民根本买不起。 我尽量避免谈及马索自己也想在房地产上大捞一票的事，只是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一阵叹息过后，他又开心地笑起来，给我讲了一个买房子的故事，他对故事的结局十分满意。 公鸡的故事有一个农夫，垂涎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 不是因为房子好――那房子差不多只剩一片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 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更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了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 竣工之后，巴黎人带着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 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的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十分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一叫就是两个小时。 巴黎人跑来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这里是乡下，公鸡打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天天清早四点起身报晓。 终于有客人受不了，提早回巴黎补足睡眠去了。 巴黎人再次跑来向农夫抱怨，农夫还是耸耸肩，示意爱莫能助。 这次，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 公鸡还是照老规矩，每天四点准时叫他们起床。 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开始在他的屋里做起了什么活儿，又是钻头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人无法入睡。 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照常拒绝。 经过几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巴黎人一纸诉状，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发布强制令，让公鸡闭嘴。 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每天清早继续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心头永远的痛，终于决定忍痛出售。 农夫则偷偷透过一位朋友，买下了隔壁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们举办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来进行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 这时，公鸡已经变成了美味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最后还有美食来点缀。 一个精彩故事该有的内容都具备了。 我问他这是否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只是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吸吮着。 “总之，别招惹农夫。 ”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心中暗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清洁专家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新迹象。 不过，最典型的还要算我家的游泳池。 在阳光照耀下，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点缀在后院中。 是时候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处理一下了。 否则，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塞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确定下来的。 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然后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此外，还要坐下来小酌两杯才能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 除非遇到真正紧急的情况，否则这套热身运动是无论如何不可省略的。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 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 我差不多能够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行，”他说：“刷解决不了问题，要治疗。 别担心，我会拿一种药来，保证药到病除。 ”我们丢开绿苔，走到屋里去喝上一杯的时候，贝纳开始向我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他的牙痛，当地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禁不住咬牙医的手。 那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跟本控制不了自己。 只要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咔嚓”一口咬下去。 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共计有奔牛村的一位和卡维隆的四位牙医惨遭过他的毒口了。 于是，他不得不被迫去亚维依看牙，因为那儿的牙医界还尚未听说过他的大名。 幸好，他找到一位善用麻醉药的牙医来对付他。 医生在动手术之前就把他麻翻了。 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有着一口十八世纪的牙齿。 我虽然不清楚十八世纪的人类牙齿到底是何尊容，但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倒显得洁白而又健康。 他极有魅力，虽然在普罗旺斯出生长大，却绝不是个土包子。 他喝的是威士忌而不是茴香酒，而且是愈陈年的愈好。 他还娶了一个巴黎女子，我们猜想他家的衣橱一定是由这女位子负责掌管的――在他身上，我们见不到一样这里常见的帆布靴、蓝色旧裤子和褪色磨损的衬衫。 贝纳先生打扮得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脸上的名牌太阳眼镜都显得与众不同。 我们实在想像不出，在他必须拿着消毒水和长柄刷为我们人类重返游泳池而辛勤工作的时候，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春季大扫除的日子到了。 贝纳大步流星地跃上门前的台阶，还是戴着那副名牌太阳眼镜，身上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和花色鲜艳的运动衫，手里还滴溜溜地转着一把伞――那是为气象报告中今天可能会下的那场小雨准备的。 他得以保持优雅闲适的秘密在他身后出现了，那是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有几分吃力地拎着消毒水罐子、长短刷子和抽水机。 他叫盖斯通，是真正要干活儿的人，而贝纳只负责指导监督而已。 过了几个钟头，我决定出去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况。 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全身湿淋淋的盖斯通正在与那堆弯曲如蛇的水管纠缠不休。 而贝纳那边，漂亮的运动衫安然无恙地穿在身上，他正在雨伞的遮护下悠闲地发号着施令。 这不正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指挥天才吗！ 如果说还有谁能帮我们把门口的石桌搬到院子里去的话，那这个人一定非贝纳莫属了。 我恭敬地请他从游泳池暂时移驾，随我去研究一下石桌的问题。 天机不可泄露已经与野草纠缠成一片的石桌，看起来比以往更大、更加稳如泰山地盘踞在那里。 贝纳并没给吓倒。 “不要紧，”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半小时就可以搞掂它。 ”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巨人大汗淋漓地像拾起一枚铜板一样地举起厚重桌面的情景。 可惜实际情况极其平淡无奇，贝纳说的那个人不过是有一辆小型铲车而已，很窄，正好能够通得过后院的门。 好极了！ 听起来，这事很容易解决。 贝纳打电话给小铲车的主人。 不到半小时他便赶到了，急切地想把他的新机器派上用场。 他量过院门的宽度，估计了石桌的重量，然后保证道：“没问题，我的铲车搞得定。 ”只是有一件，院门的门槛要移开一下——移开5分钟就好了——这样高度才够。 我看看门槛，也是石头做的，四英尺宽，九英寸厚，深深地埋在靠屋子的这面。 就连我这个外行人也看得出来，这事非大动干戈不可。 于是，桌子只好还是停在它搬来我家后一直呆着的地方。 这玩意儿现在开始让我们日复一日地产生强烈的挫折感。 眼看着天气热起来了，适宜庭院用餐的季节就要到了，这可是我们在英国以及在整个冬季梦寐以求的季节呀。 可我们还能在哪儿安放大碗的白菜肉卷呢？ 更不用说铺排一顿五个大菜的午餐了。 我们几乎真的要打电话给采石场的皮埃罗，问他是否真能介绍我们认识卡卡松尼的橄榄球队。 这当儿，随着一声尖锐的煞车声和一只尘垢满身的长耳猎犬的出现，天意降临了。 狄第埃这些日子来一直在圣雷米修缮一所房子。 有一天，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来找他，说他有一堆浸染了岁月沧桑，长着青苔的石头，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买了去砌墙？ 据说这些石头能够让新房子马上古意盎然。 狄第埃检视了他冗长的待办工作表，恰巧其中有一项是替我们砌一堵前院墙，他因此特来问问我们的意思。 虽然警察先生坚持要求付现金，但是狄第埃认为这样的石头不可多得，值得买下。 其实，只要能让狄第埃一伙回来工作，就算是买半吨鸟粪我们也在所不惜。 我们早想请他们帮忙搬桌子，现在正好是天赐良机。 于是我说：“好啊，石头我们买了。 不过，你们能不能帮忙搬一下桌子呢？ ”他看了看桌子，莞尔一笑：“七个人，”他说：“我星期六带两个人运石头来，其余的人你去找。 ”就这么说定了，不久我们就会有桌子可用了！ 妻子开始筹划今年第一次的露天聚餐会。 壮汉与石桌的较量我们用美食诱骗来三位还算壮实的年轻人。 在狄第埃带着助手到来后，我们七个人便围拢在方桌旁，往手掌上吐一口唾沫作为动工仪式，开始讨论如何完成这趟十几码远的旅程。 这种情况下，每个法国人都是半个专家，各种理论纷纷出炉。 有人提议应该将石桌放在圆木之上，利用滚动的圆木进行传输；有人则认为应该把它放在一块木板上，我们只需要推拉木板就行了；还有人说大部分路程可以动用卡车来推。 狄第埃等大家充分发表完自己的见解之后，命令我们每两个人一边，抬起桌子，而他自己则独当一面。 石桌发出一阵无奈的吱呀声，被拔出了地面。 我们蹒跚地移动了5公尺，人人咬牙切齿奋力作战，狄第埃仍不住嘴地指挥着方向。 又前进了5公尺，到了门槛。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侧转石桌以便穿越门廊。 可真重啊！ 大家汗流浃背，腰酸背痛。 我在想，我们之中应该至少有一个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他做这种工作恐怕年纪似乎显得稍微大了些。 可是如今，势如骑虎，桌子已经侧放着，准备向庭院一寸一寸推进了。 “现在，”狄第埃说道：“到了有趣的阶段了。 ”桌子的前方和后方只能各站得下两个人，其余人等只好从旁推一把或拉一把，重活儿全部集中在那四个人身上。 我们拿两条粗大的皮索穿过桌下，各人再往手心里吐了些唾液，准备开始动手了。 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进了屋，我想她一定是害怕看到四个男人同时被砸碎脚趾或被勒断手臂。 狄第埃嘱咐道：“不管怎样，绝对不可以松手。 预备——起！ ”伴随着一阵阵关节嘎吱嘎吱作响的声音和只有大象才发得出的粗重喘气声，桌子总算缓慢地通过门槛，进入庭院了。 众人纷纷开始清点擦伤和扭伤之处。 现在只剩下桌脚还没有搬动了，不过那东西重不过三百磅，相形之下，不足挂齿。 当然，还要把桌脚和桌面用水泥接合起来，最后再举一次重，把桌面抬上去摆正。 又一阵紧张的忙碌后，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可是狄第埃还不满意，他认为桌子放偏了那么一丁点儿。 首席助手艾里克于是奉命钻到桌子底下去，用脊背顶住桌面，校正了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一颗心一直悬着，寻思着在我为房子投保的合同里有没有写明物件倒塌砸伤人命的条款？ 看到艾里克最终从桌下探身出来，我总算长舒了一口气，至少他并没有表现出受伤的迹象。 不过，狄第埃突然笑嘻嘻地说道：“我的人要不是受了内伤，动作应该比现在快很多呢”我衷心希望他这话只是在开玩笑。 大家开始坐下来喝啤酒。 此刻看来，这桌子还真挺不错的。 恰如二月间的那个飘雪的下午我们脑海中想像的模样。 大小适当，与庭院石墙的古朴彼此映衬，相得益彰。 大伙儿身上的汗迹和血污很快就会风干，到那时，午餐也该准备好了。 贵同黄金的松露想像着花园用餐的妙处时，只有一件事令人稍感遗憾，那就是沃克吕兹省特产的新鲜松露菌。 这种其貌不扬但滋味鲜美的蘑菇，价值可比黄金。 可惜，它们不久就要下市了。 松露的世界高深莫测，外行人可以在卡潘特拉斯附近的村中咖啡馆里窥视到一点端倪。 在那儿，早餐时分热闹非凡，但若是有陌生面孔出现在门口，嘈杂的交谈声会立即终止。 屋外则有些男子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紧张兮兮地吸着鼻子，半晌才把他们小心翼翼捧着的一堆沾满泥土、长了肉瘤似的东西拿出来过秤。 接着是银钱交割――厚厚一叠脏兮兮的钞票，都是100、200、500法郎面值地大钞。 卖方舔湿拇指，再三清点。 外人这时最好不要窥探，否则，可能会招致不友好的对待。 这只是初步交易。 之后，松露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旅程，出现在三星级餐馆里，或是巴黎一些极其昂贵的熟食店里。 可是，纵使在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那些指甲缝里塞满泥污的男子手中购卖松露——他们的口鼻经常喷出昨天吃的大蒜味，身旁的汽车满身凹洞、喘息不已，盛装松露所用的多是旧纸袋或塑胶袋而非豪华手提箱——价格也“绝对不菲”。 松露通常论公斤出售。 按1987年的时价，一公斤松露在乡村产地至少要卖到两千法郎，而且只收现金，不收支票。 发票或收据当然更不会有了，采菇人才没兴趣参加政府主持的所谓“所得税”那类坑人的游戏呢。 我们即便以起价每公斤两千法郎计算，经过小商贩，中间人一路哄抬，等它抵达它的精神归宿——豪华餐馆的厨房之时，身价可能已经翻了一倍。 至于在“富香（Fauchon）”之类的高级餐饮店，一公斤松露至少得卖到5000法郎。 不过，好在那儿的人肯收支票。 为什么有人肯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种东西，而且行情有涨无跌呢？ 原因有二：首先，世上再没有比新鲜松露的气息更清香、滋味更鲜美的东西了；其次，法国人虽然费尽心机，至今仍然没法用人工栽培出这东西来。 他们不死心。 在沃克吕兹省，常可见到田园中插着养松露用的橡木，旁边还竖着“闲人匆近”的警告牌。 然而，养殖松露这回事，似乎只有大自然手中才握有不传之秘方。 松露因此更加显得珍贵难求了。 在人类破解大自然的秘密之前，要想不花大笔钞票便能享受松露之美，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去探索它的踪迹。 采菇秘诀我们十分幸运，能够得到高人免费指导寻找松露的绝窍，此君就是泥水匠雷蒙。 他差不多可算是我们的常驻顾问了，阅历丰富，样样精通。 在涂抹水泥的空档，他一边喝啤酒，一边慷慨地讲授了正确方法。 至于该到哪儿去找，他倒没提。 话说回来，关于这一点，没有哪个采菇人会透露的。 雷蒙说，采松露全靠时机、专业知识和耐心。 另外，要带一只猪或是一条经过训练的猎犬，不然，带一根手杖也可以。 松露长在地下几公分处的橡树或榛树的根部。 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成熟的季节，只要你所携带仪器的鼻子足够灵敏的话，便可以循着香味儿找到它。 最擅长找松露的是猪，它天生喜欢那股气味，在这方面，它的嗅觉强过狗。 不过猪可不会摇着尾巴，指点给你看它找到了什么。 相反，要是让猪发现了松露的所在，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吃掉它。 正如雷蒙所说，在一只发现美食而陷于狂喜的猪面前，你没办法跟它讲道理。 它是决不会被你引开注意力的，而且，它的体型庞大，你不可能一手推开它，另一手还有余力去采摘吧。 凭着相当于小型牵引机的蛮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猪会誓死不让地与你争夺松露的所有权。 考虑到存在这样的难题，就难怪雷蒙说大家现在宁愿用轻巧听话的狗儿了。 狗没有猪对松露的直觉天赋，所以，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够开始工作。 雷蒙认为用香肠训练法最有成效。 切一片香肠，跟一朵松露揉在一起，或将香肠片浸入松露汁中，让狗儿逐渐闻到松露味就联想到美食。 如此循序渐进，如果你的狗够聪明，胃口又好，当然也可加快训练速度，不久，它就会和你一样热爱松露了。 这时，便可带它去进行实战演习。 只要训练井然有序，你的狗秉性也确实适合这份工作，而你又知道上哪儿去找松露菌，你就等于拥有了一驾绝妙的宝藏探测器。 每当它开始用爪子开始在树下挖掘之时，你就用一片带松露味的香肠诱开它，再剩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探寻梦想中属于你自己的黑金了。 不过，雷蒙自已后来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即手杖法。 为了示范给我们看，他把假想出来的细竹竿放在身前，蹑手蹑脚地在厨房里比划起来。 用这种方法，你首先还是得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有松露菌，其次，必须等候适当的天气。 在阳光能照射到橡树根部的日子里，你要小心翼翼地靠近你理想中的橡树，以手杖小心拨打树基。 如果见到受惊的苍蝇笔直地从里面飞出，就作个记号，从那里往下挖掘。 这是因为，苍蝇喜欢在松露上产卵（而此举无疑为松露增添了某种特别的风味），有苍蝇飞出，表示下面可能有松露存在。 沃克吕兹省的农夫如今采用手杖法的大有人在，因为携着拐杖漫步山野不至于像牵着一头猪那般令人生疑，而这样更容易保守“菇在何处”的秘密。 凡是采菌者一定都不希望别人发现自己的财源所在。 搜寻松露要碰运气，结果不可预期。 但比起松露的买卖和运销，还算是件直接了当的工作。 雷蒙以调查记者的姿态，将销售过程中的种种狡诈向我们和盘道出，陈述时，还不时用眼神示意、用手势提醒我们。 松露交易中的陷阱虽说在法国有无物不可食的说法，但也总有等级之分。 例如：橄榄以尼昂（Nyon）出的最好，芥末数第戎（Dijon）产的为佳，瓜是卡维隆的甜，奶油是诺曼底的妙。 而味道最鲜美的松露呢，大家公认来自佩里格（Perigord）地区，那里出产的松露价格自然也高些。 可是你在该区松露集散地卡欧市（Cahors）购买的松露，又焉知不是数百里外沃克吕兹省最先出土的呢？ 除非你熟知供应商，认为他诚信不欺，否则你是没法确定的。 根据雷蒙的内幕消息，佩里格地区售出的松露，50％是别处出生的“冒牌货”。 另外，松露在离开土地被送上磅秤这一过程中，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增加了重量。 这有可能是卖菇人在外面额外增加了“礼品包装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松露内部增加了什么特别重的东西——外表看不出来，用刀子从中间一划，才露出内藏的细小金属条。 “这些人，是多么厚颜无耻啊！ ”就算你决定放弃新鲜松露的风味，改食罐头制品，也不见得更有保障。 有谣言说，贴着法国商标的罐头，有些里面装的其实是意大利或西班牙产的松露菌。 这种说法如果属实，那么它一定是欧洲共同体市场国家之间，获利最丰而又最见不得人的合作勾当了。 尽管诈欺手段连续不断，尽管价格一年比一年涨得离谱，法国人仍然抵挡不住松露馨香的诱惑，总是掏空口袋也要吃到它。 而我们，当听说本地一家我们偏爱的餐馆正在供应本季最后的松露菌之时，也忙不迭地向所有法国人一样赶去品尝。 冬季最后的美味麦克餐厅是卡布雷尔村（Cabrires）的小饭馆兼休闲中心。 因为装潢不够华丽，所以尚未引起米切兰指南的注意。 老人们在前厅玩纸牌，食客在后堂吃饭，互不干扰。 老板是主厨，老板娘则负责招呼点菜，家中其他人等跑堂打杂。 这是一家很舒适的街头小馆。 主人没有什么雄心大志，非要把手艺不错的主厨捧响成为明星，把可爱的餐厅变成昂贵的饮食庙堂。 老板娘安排我们坐下，并送来饭前酒。 我们问起松露如何，她转动着眼珠，露出一副近乎痛苦的表情。 一时间，我们还以为松露已经卖完了呢。 经她解释，才知道这不过是她对人生许多不公平事物的一贯反应。 她的丈夫麦克喜欢烹调新鲜松露。 他有稳定的供应源，也像一般人一样用现金付账，一样拿不到发票。 他认为这笔费用得算进经营成本里去，不能作为附加利润卖出，因为没有书面文件证明买进价是多少。 同时，即便客人们不停地盯着点食松露，他也不肯大幅度调整菜单上的定价，以免得罪店里的常客――冬天里的顾客都是本地乡民，相当计较价钱。 而肯花钱的大爷们通常要到复活节以后才会南下。 这就是问题所在。 老板娘拿来一只铜锅给我们看，里面盛着价值数千法郎名副其实的松露。 我们不禁问她麦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做出了一个经典的耸肩动作，眉毛肩膀同时上扬，嘴角则向相反的方向一撇，说道：“这样他才高兴吧。 ”我们叫了松露烘蛋，多汁、饱满、松松软软的，每一口都吃得到那珍稀如金的深黑色小玩意儿，这怕是冬季最后的绝美滋味了。 我们用面包把盘上余汁都擦净吃掉，盘算着若是在伦敦，这样的一餐得花多少钱。 结论是，我们可真没少赚。 在普罗旺斯进行任何一点小小的挥霍前，只要想想伦敦，我们立刻便会释然。 麦克走出厨房来向顾客致意时，注意到我们光洁的盘子。 “好吃吧？ 松露？ ”好吃极了，我们说。 他告诉我们，卖松露给他的那个人——此项行当中的一个老恶棍，刚刚给人抢了。 抢去的硬纸盒里，装着超过10万法郎的现金，可是这家伙不敢报警，怕警察问起这大笔钱是从哪儿来的。 现在，他正哭穷呢。 明年，他抬高售价是一定的了。 “人生就是如此。 ”他说。 别担心，我会找到你家的一回家，就听见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这是我和妻子都深感厌恶的声音，每次围绕由谁接听的问题，我们总要互相推诿一番。 我们对打来的电话总是持悲观态度，铃声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响起，又总是措不及防地把你带入不可预期的谈话之中。 信件就不同了，收信是很愉快的事，至少你有时间考虑怎么回答。 可是现在，大家都不肯写信了，人们都太忙，总是日理万机的样子，偏偏又开始不信任那些递送账单倒从不失误的邮政局。 而在这里，我们则学会了不信任电话。 我没精打采地拿起话筒。 “嘿，伙计，你那里天气如何？ ”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 我回话说天气很好。 这句话一定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对方此时才自我介绍说他叫托尼。 他不是我的朋友，甚至连朋友的朋友也不是，只不过是某个相识的相识。 “我想在你们那儿找一所房子，”他的话简洁明了，这是一种经理们在使用汽车电话向妻子们交代家务事的时候惯用的语气。 “想到你老兄可能帮得上忙。 我打算在复活节之前南下，免得赶上拥挤的交通和上涨的房价。 ”我说可以告诉他本地一些房地产经纪商的名字。 “恐怕有点问题，”他说：“我不会讲法语。 点菜或许还可以，说到别的就不行了。 ”我建议他找一个会讲英语的经纪人，不过看来这一招也不灵。 他说：“我不想只找一家公司，免得被套住。 我要货比三家。 ”谈话至此，对方已在暗示要我为他做点什么。 而我既毫无此意，此时便该说些狠话，让对方打消这个念头。 谁知，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抓住。 “我得走了。 总不能聊一夜啊。 下星期我到你了那里后，有得是时间详谈。 ”接着他吐出了那串可怕的、让我心中残存的希望彻底破灭的字句：“别担心，我有你的地址，我会找到你家的。 ”电话挂断了。 四月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 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 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 广告界的风云人物如纱的薄雾，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清晨。 我们散步归来时，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它们先看到了那个陌生人，勇敢地扑上前去绕着他打转，做出虚张声势的攻击姿态。 陌生人站在游泳池边上，一只手挥舞着一只男式手提箱防范着狗儿的攻势，往深水区愈退愈近。 看到我们，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狗还好吧？ 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 ”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托尼吗？ 他携着提箱跟进入到屋里，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 这位仁兄块头很大，腰腹部以上结结实实地堆满了丰厚的赘肉。 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松松，身上是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喜欢这付打扮。 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一个鼓胀的记事本、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一个金质打火机。 对了，他的手表也是金的。 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还躺着一枚金坠子。 他自我介绍说从事的是广告行业。 托尼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创业史。 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崛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了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客户合同。 现在，他说，他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 但是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和个人事业不管的人。 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看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来回摆弄着，不时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心烦意乱地扭动一下身子。 突然，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 伦敦的区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 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一下是否他前脚才离开，公司后脚就关了门。 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就听熟了的那一套。 “嗨，是我。 对，我是从普罗旺斯打来的。 一切都好吧？ 有没有人留言给我？ 没有？ 大卫没回电话？ 可恶。 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号码是多少？）记下了吗？ 什么？ 是啊，这儿天气很好。 我会再打给你。 ”托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表示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几天也勉强能够维持。 终于，他静下心来，准备全心全意地和我们一道，进行购买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 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了英明果敢、当机立断的交易作风，在这儿却往往因为某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纠缠数月，使谈判毫无进展，最终只好放弃。 在购房谈判中，往往有些事会大出购买者的意料。 而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总是高于广告价格，这难免令人心生警惕，疑虑大起。 其实，个中的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８％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 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还要由买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 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的价钱，才能应付掉所有的杂项支出。 卖房有方，瞒天过海当然，这当中也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 这便是双重价格法。 有过这样的案例――住在埃克斯（Ai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一百万法郎。 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按法律要缴纳不少的所得税，这个念头让他想起来便心如刀绞。 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六十万法郎，而他也只好咬着牙根交上这部分的税款。 而其余四十万法郎他要求买方付现金，而且当面点清。 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好处。 因为法律公证费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 太棒啦！ 这样的话岂非皆大欢喜。 这种方法实际运作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律师或公证员的极大谅解。 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中介齐集公证律师处，由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 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六十万法郎，但买主带来的另外四十万法郎这时也要交给卖方了。 可是当着律师的面，这一切未免太不妥当。 于是，律师此时便会突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而且一呆就是半晌。 直到估摸着那头钱款的数额清点得差不多了，律师才会再度露面，接过合约约定数额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 难怪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只半瞎的眼睛和一个识时务的膀胱。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许多障碍有待克服。 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 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所持份额均等。 若要出售祖产，须征得每位遗产继承人的同意。 子女愈多，协议愈难达成。 我家附近一户老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 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为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有三位还有着科西嘉人的血统。 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是最难打交道的。 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一般总是大约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而3个科西嘉兄弟总是无一例外地反对。 农舍至今也没有卖出去。 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还将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 最后呢？ 也许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屋产权单归一人所有，比如马索的房子，也不能保证交易能够顺利完成。 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靠喝酒赌钱来打发下半辈子。 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会立刻起疑心，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要价太低。 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之后，房主总在成交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若无其事似地说出一些好像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诸如，柴房在赌牌时输给邻居了；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原则上来说，有权可以每年两次循着旧时的小路、通过目前厨房所在的位置；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而今更有斗争升级的意思；也有可能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等等——总之，总会有些事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买主必须兼具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最终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房屋代理。 一路上，我试图向托尼解释当地的种种状况，但徒劳。 他以一种自以为谦虚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他可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料想法国的小官僚或当地的农夫也占不着他的便宜。 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商业助理的小人物给他认识。 房产中介是位女士，她来到办公室的门口迎接我们。 在落座时，她拿出厚厚两大叠房产资料，资料中还附有照片。 她不会讲英文，托尼的法文在此时也变得非常有限。 既然不能直接沟通，托尼索性当她不存在。 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 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忍受着托尼在翻看档案时不断迸出的“操！ ”“开玩笑！ ”等轻薄的言语，在其间的间歇处尽量把这些字句婉转地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废话。 原先，托尼是打算寻觅一座不带土地的村舍。 他太忙，恐怕根本没空料理庭院。 可是翻阅房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 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 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 颇令我失望的是，他竟然对三处房产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看看。 ”他宣布。 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抬腕看看手表。 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却原来这只是他的肠胃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 “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等两点钟再来。 ”他向房产中介伸出两根手指头挥了挥，她微笑点头表示明白。 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扇门，好让那位可怜的女士自行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托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了。 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 但他随即叫来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 不幸的是，账单送来时他才知道，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感兴趣。 最后，还是由我付了账，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一话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 托尼显然并没有被我的小幽默所感染，终于流露出了一丝身在他乡而又“语言”不通的郁闷。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 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他毕竟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负有一点责任。 第二天，我打电话向那位房产中介表达了歉意。 “别放在心上，”她说：“巴黎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至少我听不懂他都讲了些什么。 ”音乐与电力的关系最后确认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的标志，是曼尼古希先生的衣着。 他前来执行他的夏季计划，为我们安装中央供暖系统。 他的羊毛软帽换成了印有清洁卫生用具宣传标志的棉质毡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是换上了棕色的帆布软鞋。 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身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外加丛林帽。 两人在我家的两头来回丈量着，曼尼古希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着长篇大论。 音乐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他和妻子最近参加了一场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安排了舞会，跳舞恰好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 “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 我的脚力绝对不会输给18岁的年轻人。 ”我完全可以想像他拥着夫人、轻盈而精确地在地板上旋转的潇洒风姿。 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礼帽？ 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 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 “我知道，”他说：“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 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 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便靠吹笛子来自娱自乐。 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笛子时偶然想到的。 电力，他说道，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而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 你相不相信？ 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 试听一下莫扎特的作品，是多么严谨而有节律啊，你不得不承认，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出色。 我正嘡目结舌不知如何作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 他刚计算出我们的房子加起来一共需要二十部暖气片。 曼尼古希听了，做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力地在空中甩动，好像烫伤了指头似地喊起来：“唉呀呀，那不是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 ”他开始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惊异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前用的是旧币算法。 即便如此，这仍是个相当大的数目。 他不断地强调角钢的价格昂贵，再加上政府还要抽18. 6％的交易税，这实际上也是不得以的一个价格。 说到交税，倒是让他想起财务制度的不公平是多么的可恶，充分表现出政客们的邪恶卑鄙。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道：“得付交易税，分文不能少。 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得交足全额的税。 可是买鱼子酱呢，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 那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才会买鱼子酱？ ”我立即声明我可从不买那玩意。 “我告诉你吧。 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 你看多气人！ ”他一边检查学徒对暖气的测量数据，一边怒气冲冲地诅咒起那些在巴黎纵情声色的阔佬们。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希的光辉思想一直笼罩在我们家的上空。 他拿着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 同时边做工边发表他的宏论。 我们听讲的兴致不高，另外，这其中的过程漫长难熬，几乎每个屋子都要经受一番同样的折磨。 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房屋内部的时候，人可以住在户外。 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 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我们的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晴朗的星期天我们总免不了要上一趟市场。 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 那里已经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小型货车，车头都摆着一张张可以任意伸缩的桌面，上边摆放着各种货物。 一块黑板上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 摊主们嘴里嚼着刚从对面街上买来的热腾腾的各式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黝黑。 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一把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 这就是他的早餐了。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 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不是那些举着相机的观光客。 只有在七八月，你才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Dior的休闲服，牵着像她们一样神经兮兮的小狗。 其他时候，从深秋到早春，市场上基本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几小时前才从田里或温室里采摘下来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无目的地闲逛。 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既惊诧又羡慕。 我们只要看看蔬菜的外表，便会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则不然。 她们会用手使劲地捏茄子，拿起蕃茄来仔细地闻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细的四季豆，还会带着怀疑的眼光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 她们一路走，一路东一口西一口地品尝各家的乳酪和橄榄——如果这些东西达不到她们个人的要求，她们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成心在骗她们似的。 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重复着同样的举动。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处围了一圈男人，每个人都满含着一口新鲜登场的玫瑰红酒。 隔壁摊位是个女人，摊上排练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蛋，外加鲜活的兔子。 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积如山的蔬菜和紫苏，还有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以及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和乳酪——在旭日的映照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令人垂涎欲滴。 我们买了烧烤用的红辣椒、棕壳的大鸡蛋、紫苏、桃子、羊乳酪、芮苣，还有粉红色斑纹的洋葱。 直到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才过街去买长条面包。 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种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 面包店里拥挤不堪，人声喧哗。 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逸在店里的每一个角落。 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肠胃上的钞票，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少。 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 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足有3公尺长。 除此之外，还有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外加一整个儿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 这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呢！ 于是，决定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慰劳一下自己，内容有：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 春日的暖阳熏得我们昏昏欲睡，而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答录机的妙用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对方一定是英国人。 这已经是我们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颠扑不破的定律。 星期天的午餐，是法国人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去打扰别人的。 我真后悔拿起了话筒，电话那头儿是那做广告生意的托尼。 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的人近在咫尺。 “想到该跟你这个根据地联络联络。 ”我听着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打定了买一部电话答录机的主意，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骚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一所不错的房子。 ”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反映，因此也就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而发出的声音。 “离你那里有一段距离，不过，倒比较靠近海边。 ”我告诉他，我为他感到高兴，同时表示，他离海边愈近愈好。 “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们开出的价钱。 我想我可能得从英国带一批熟悉的工人过来做这事儿。 上次，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 是爱尔兰人，不过活儿干得可真棒。 像我现在看上的这个地方，他们一个月就能搞掂。 ”我倒很想鼓励他这么做。 可以想像，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和煦的阳光，大口大口畅饮价格便宜而又味道甘甜的当地葡萄酒，外加大把大把的怠工机会，屋主又远在千里外，不会有人时时刻刻地挑毛病——何乐而不为呢。 我几乎能够预见，爱尔兰人会把工期一直拖到十月，说不定八月间还会把全家从英国接来让大伙儿好好度个假。 那样的话，我就有笑话可看了。 不过，我最终还是老实地告诉托尼，他最好还是雇佣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由他负责召募工人。 “我用不着什么建筑师，”托尼毫不迟疑地说：“我知道该怎么装修。 ”他当然知道。 “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建筑师？ ”好啦，看来我是什么帮也不上忙了，他什么都知道。 于是我问他何时回英国。 “今晚就走。 ”没等我再说什么，他便开始向我宣读他那个记事本中记载的忙碌日程。 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在米尔顿·凯恩斯开业务会议。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 “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 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子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 到夏天，这种人来得还会更多，他们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还会要我们送他们上机场。 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托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灵敏的反应，以及一部电话答录机。 私人领地，内有蝮蛇马索一定也意识到了夏季的来临。 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入侵的围篱。 在写着“私人领地！ ”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但凶险的警告语，“当心！ 内有蝮蛇！ ”这是一个绝妙的警告方式。 充满了威胁恐吓的成份，却又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或“武装人员巡视”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 再不怕死的露营者，在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恐怕也得考虑考虑，睡榻之下是否还躺着一位当地最原始的原住民。 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 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儿，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吊在嘴边。 看到我惊惧的表情，马索说得更加起劲了。 “人家说，男人要是被蝮蛇咬了，必死无疑。 可是女人要是被蝮蛇咬了——”他倾身向前，挑动着眉毛说道：“死的是蝮蛇。 ”看到他的话产生了效果，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兴之所至，还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 “以后可要注意了，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可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发动攻击。 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跑动，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快得惊人。 我下意识地向四下张望了一圈，马索见壮，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的一声！ 它就一命呜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浓痰，正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 “但最好还是带个女人同行。 女人没男人跑得快，蛇会先咬到她的。 ”说完这些话，他得意洋洋地回家吃早餐去了，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在树丛中摸索前进，一面走一面练习吐痰功夫。 南下的游客部落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家的30余棵樱花树在同一时间竞相开放。 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漂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面上。 许多开车路过的人都特意停车拍照，有些人还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 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不得不出门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背后的群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的车开不上去啊。 ”他最终还是悻悻地把车开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 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挂的是本地牌照。 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好奇地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 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然后用收到的钱跑到路边的咖啡馆享乐一番。 “进取咖啡馆”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持着其丑陋的面貌。 无论哪位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都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散落在各处的桌椅摇摇晃晃，全不搭配；墙上的陈年古画更是早已辨不出本色；厕所里杂乱的水流声更是声声入耳，而一个破落不堪的冰淇淋柜就摆放在厕所旁边。 咖啡馆的老板十分粗鲁，甚至连养的狗都丑陋不堪。 然而，就在厕所的另一侧，是一座镶有玻璃窗的阳台。 那里视野开阔，端杯啤酒坐在那儿，不仅可以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还可以把阿尔卑斯山收进眼底。 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 但你只要遵守了这条规则，就没有人会来打扰你。 本地的客人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 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人潮汹涌。 那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荷兰人都清一色地穿着登山靴，挎着登山包；德国人则是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巴黎人脸上都透着明显的傲气与精明，谨慎地检查着手中www/xiabook/com 发布时间：2025-08-20 20:12:54 来源：番茄文学网 链接：https://www.kuansang.com/book/1246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