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要滥用号码

内容：
从一本通讯登记册上，我看到了现时很常见的一些通讯地址。

比如，“二一八工区十四段第六幢住宅三楼一○七号”，这样的地址一个挨一个，出现在眼前，不禁令人感到头昏眼花。

“干么要这么多数字号码？

真难记！

”收发室的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意见。

据他说，现在用数字号码的太多了，除了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保密的工厂必须用数字号码代替真名以外，还 有一大批数字号码是很不必要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单位，甚至许多零售店、缝纫社等等也都用起数字号码来了。

把这么一堆数字号码登记在一起，密密麻麻一大片，简直没法记，常常弄错了。

“你说，这一套办法是从哪儿来的呀？

是从外国学来的吧！

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套吗？

”他问。

显然，他对于这许多以数字号码代名的现象很不满意。

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不大要紧，倒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应该肯定，以数字号码代名，如果使用得当，并无不可。

因为无论什么人的姓名以及工厂、学校、机关、部队、街道、商店等等的命名，本来都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

况且，我们知道有许多古人的姓名，就是数字号码。

从一到万，历代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著名人物。

翻开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和廖用贤的《尚友录》，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由一字说起吧。

不论是一、乙或壹，都有人用以为姓。

明代成化年间，河北定州有人姓一名善，曾任嵩明县丞。

宋代嘉熙年间，福建宁化的知县便是姓乙名太度。

明代永乐年间，兴化府经历是壹震昌。

还 有姓第二的。

唐玄宗的中尉就有一个姓名是第二从直。

至于姓三的，元代有一个三旦八，官居云南行省右丞，相当出名；姓四的也有一个著名人物，他是越王勾践的臣子，叫做四水。

也有姓五、伍和第五的。

三国时代蜀汉后主朝中，有一位谏议大夫，姓五名梁。

据宋代郑樵《通志》载：“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

”可见五和伍本来相通。

姓伍的如伍子胥，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至于姓第五的就更多了。

后汉时会稽太守第五伦比较有名，他的曾孙第五种，官居衮州刺史，也很知名。

后来魏有第五文体，晋有第五猗，唐有第五峰，宋有第五宁远，元有第五居仁，明有第五规等等，就不必一一介绍了。

这些还 只是前五个数字的大略情形，后面几个数字，包括六、陆、七、AE*、八、捌，九、百、千、万等的情形也差不多。

其中有的姓，如姓陆、姓千和姓万的，至今仍然十分常见，完全用不着举例，需要引用例证的是：明代正德年间永春县训导，姓七名希贤；弘治年间宣化府举人有一个姓AE*名文伦；正统年间有个礼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间有个利港巡检姓捌名忠。

还 有，早在汉代王莽篡位时期，有一个讲学大夫叫做第八矫。

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翰林应诏姓九名嘉。

此外，据郑樵《通志》载：“代县有九百里，为小吏。

”这是姓九百的重要例证。

明代福建泉州还 有一个学者姓百名坚。

也许可以说，这些例子虽然都是以数字为姓，但是并没有以数字为名的呀！

其实不然。

古人的确有姓名全用数字号码的。

清代有几个最好的例证：六十七，字居鲁，官至给事中，著有《游外诗草》、《台一陽一杂咏》。

七十一，字椿园，乾隆进士，著有《西域闻见录》。

七十五，乾隆时正黄旗武将。

八十六，乾隆时一江一宁将军。

九十，嘉庆时广西提督。

“如果照这些例子推广起来，好不好就干脆把人名、地名、厂名、店名等等一律用数字号码来代替呢？

”那位收发同志似乎对我有点生气了。

我的意见当然并非如此。

我认为数字号码可以用，但是不要滥用。

有时用一些数字号码会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增强人们的印象，更好地起一种符号的作用；滥用数字号码，以致千篇一律，到处雷同，结果必然使人无法辨认，也无法记忆，势将丧失符号的作用。

那末，用老一套的命名方法，难道就不怕千篇一律吗？

我说：不怕！

理由很简单，因为数字号码顶多不过十几个，无论如何摆一布，变化总是有限，不可避免会发生雷同。

汉字数量很多，如果安排得法，绝大多数则不至于雷同，即便有的雷同了，也能够设法区别。

尤其是用文字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挑逃恰当的字眼，力求确切、生动、富有吸引力，使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

这不是比干巴巴的数字号码要好得多吗？

发布时间：2024-10-08 23:13:42
来源：番茄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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